王阳明黔中“一传弟子”叶梧
□文/图 姜秀波
贵阳龙场,因成为五百年前王阳明“悟道之地”而熠熠生辉。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远近学子蜂拥而来,尤以省城贵阳学子为主。期间,产生了数十名黔中“一传弟子”,从而奠定了“黔中王门”的基石。
这批黔中“一传弟子”,实际上也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一批传人。然而,因诸多原因,此前学界研究不过“仅得三人”,即陈文学(陈宗鲁)、汤冔(汤伯元)、叶梧(叶子苍)三人,学者谓之“贵州前三先生”。
而“仅得三人”中,又有叶梧“事迹不传”。也就是说,学界实际上有考究的不过陈文学、汤冔二人。
当今文献获取渠道趋于多元化,为“找寻”到叶梧提供了可能。笔者另辟蹊径,在大量的明清方志中,考得叶梧传记、词条、表载若干,以补“贵州前三先生”中叶梧“事迹不传”的缺憾。
■从《寄叶子苍》说起
在《寄贵阳诸生》一书中,王阳明曾言及“诸友来书,间有疑吾久不寄一字”。对此,其坦言“吾岂遂忘诸友哉?”
因为王阳明主张“吾所以念诸友者”,不在“书札之有无”,而在于“相勉于善”,故除《寄贵阳诸生》外,鲜见其另有书信致黔中门生。《寄叶子苍》则是个例外。
明正德年间,王阳明曾作有《寄叶子苍》一书,见之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文曰:
消息久不闻,徐曰仁(徐爱)来,得子苍书,始知掌教新化,得遂迎养之乐,殊慰殊慰。古之为贫而仕者正如此,子苍安得以位卑为小就乎!苟以其平日所学熏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观感,诚可以不魏其职。今之为大官者何限,能免窃禄之讥者几人哉?子苍勉之,毋以世俗之见为怀也。寻复得邹监生(邹木,字近仁,贵阳人)乡人寄来书,又知子苍尝以区区之故,特访宁兆兴,足仭相念之厚。兆兴近亦不知何似。彼中朋友,亦有可相砥砺者否?区区年来颇多病,方有归图。人远,匆匆略布闲阔,余俟后便再悉也。
书题“叶子苍”,又文中“子苍”,即叶梧。“子苍”,为其字。
此“书”提供的“掌教新化”这一重要信息,为研究叶梧提供了关键线索,是一个新的突破口。
查明隆庆、清康熙、清道光《宝庆府志》,以及清同治《新化县志》等各版本方志,均有关于叶梧的传述。
不难看出,从徐爱手中得到叶梧的来信,王阳明心中甚喜。一句“消息久不闻”,又“殊慰殊慰”,即可见其惊喜之情。
对叶梧信中流露出的“位卑为小就”的情绪,王阳明则不吝笔墨地加以劝诫、开导和鼓励。其敦敦之言,可见之纸上。
众所周知,王阳明1509年末离开贵州,此后终其一生也再未曾回到贵州。目前学界搜集到王阳明离黔后与黔中门生交往的书信,也不过《寄叶子苍》《寄贵阳诸生》等区区二三件而已。
因而,叙述了诸多事体的《寄叶子苍》一书,就显得洵为珍贵!
■“掌教”新化
王阳明“居夷诗”中,曾有相当数量的诗句言及他与门生们在龙场相处的那些日子。
贵阳门生们骑马远来,看着他们走近时一张张熟悉的脸孔,龙场“处困”中的王阳明心中喜不自禁。
门生们带来酒菜,夜晚大家围坐,点燃红红的蜡烛,投壶饮酒,敞开笑口,读书弹琴,好不快意。
那些日子,王阳明与门生们或“林行或沿涧”,或“洞游还陟巘”,或“月榭坐鸣琴”,或“云窗卧披卷”,轻松超然。有时候,早早起来,就到山林里去转悠;有时候,相邀一起去探洞寻幽;有时候,村翁邀集去家中喝酒,尽兴而归。逢月夜,众人则沿溪踏月,谈笑忘返;更多的夜晚,则与诸生对坐,讲学论道。
这样的日子,充满了真正的快乐。
谪居龙场期间,王阳明与黔中诸门生相交甚笃。以致其离黔后,门生们对阳明先生充满了思念。在五百年前那种交通不便、通讯极为不易的时代,写信致函无疑是表达深切思念的唯一办法。
分离日久,念想日甚。出任湖广宝庆府新化县(今属湖南省娄底市)儒学教谕后,叶梧似乎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向恩师汇报近况,倾诉烦恼,以求得恩师指点迷津。
如此,叶梧出任新化县教谕的时间,就尤其值得关注了。
据清道光《宝庆府志》卷十六所载,其前任、眉州举人郭秉中是正德十一年(1516)出任。那么,叶梧出任新化县儒学教谕的时间,当在1517年之后的数年间。
而其继任者、蒲县人邓永峯则是正德十六年(1521)出任。那么,叶梧升迁四川保宁府教授的时间,当在1521年之前。
明代,县设教谕、训导,主管教诲生员。其中,教谕只设一员,新老交替。也就是说,叶梧任新化县儒学教谕的时间,大致在1517年至1520年之间。
再考徐爱去世的时间,在1518年或再早一些,与叶梧任新化县儒学教谕的时间相吻合。因此,有阳明先生在《寄叶子苍》中“消息久不闻,徐曰仁来,得子苍书,始知掌教新化,得遂迎养之乐,殊慰殊慰”之言。
厘清了这一时间范围,反过来也就明晰了王阳明作《寄叶子苍》一书的时间。
以清康熙《宝庆府志》所载,叶梧在新化县儒学教谕任上最大的作为是“置备祭器”。对此,清同治《新化县志》“叶梧传”所述略详,有言“尝以学宫祭器多缺,竭力营备”。
■特访“宁兆兴”
王阳明《寄叶子苍》中,曾提及“宁兆兴”者。
以王阳明所述,其收到徐爱转来叶梧的书信后不久,又从邹监生(邹木,字近仁,贵阳人)乡人所寄来的书信中,得知叶梧“尝以区区(王阳明)之故,特访宁兆兴”。
也就是说,叶梧在书信中并未告知王阳明他曾“特访宁兆兴”一事。
因为阳明先生作诗文涉及人名时,惯用“姓氏+字号”,以致学界长期未考见“宁兆兴”其人。
笔者在清道光《宝庆府志》中得见一传记,确认“宁兆兴”者,即宁祯,“兆兴”为其字。
清道光《宝庆府志》卷百十八载“宁祯,字兆兴,邵阳人。……初任高州府推官,卓异擢知连州”,可证。
宁祯,字兆兴,邵阳(今邵东市简家陇镇高桥)人。正德二年丁卯科(1507)举人。三年(1508)戊辰科进士副榜及第。初任高州府(今属广东)推官,擢连州(今属广东)知州。
王阳明与辰生冀元亨、蒋信、刘观时等多有交集和往来,其在1510年春所作的《与辰中诸生》一文中,曾大发感慨“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辰中诸生)”。在《门人王嘉秀实夫、萧琦子玉告归,书此见别意,兼寄声辰州诸贤》一诗末,其亦有句:“湘中多英彦,往往多及门”。
可见王阳明极为赏识其楚中门生,并交厚,其中也包括宁祯。从阳明先生“兆兴近亦不知何似。彼中朋友,亦有可相砥砺者否?”之句不难看出,其甚为挂念宁祯这位故旧、知交。
换言之,二人乃旧交,就不存疑问了。
王阳明1499年即已高中进士,而宁祯1507年方才中举,二人“出道”存在一段明显的时间差距。也就是说,宁祯系王阳明楚中门生的可能性极大,至少较宁祯而言,王阳明应为尊者。
叶梧在任新化县教谕期间,因思念恩师王阳明日甚,四处探访其信息。为找到恩师王阳明,曾特地专程去拜访了楚中名士宁兆兴。
是故,阳明先生不禁大发感慨“足仭相念之厚”!
不难看出,宁祯似乎当时也并未知悉王阳明的近况、地址等,但因“楚中王门”一直与王阳明有交往之故,他还是为叶梧提供了一个渠道,即寄信给徐爱,请徐爱转交王阳明。于是就有了王阳明《寄叶子苍》开篇的“消息久不闻,徐曰仁来,得子苍书,……”之述。
这可能也是当时书信寄达王阳明最有效、最可靠的渠道。因为斯时的王阳明宦途正在不断升迁中,而其仕宦地亦在不断变换,难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通信地址。故请其最亲近的门生代为转交,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清嘉庆《邵阳县志》引旧志论宁祯“才华博洽,政事详明”。道光《宝庆府志》则述其“学博而吏才通敏”。而其又系王阳明故旧知交,所以叶梧就近“特访宁兆兴”或许还有问学求证的可能。
当然,这只是推论。
■方志中“鲜活”的叶梧
明隆庆《宝庆府志》卷四载:“叶梧,贵州举人,正德任。纯厚平实。升保宁教授,转唐县知县”。
清康熙《宝庆府志》卷二十四载:“叶梧,贵州人,举人。正德中,为新化教谕。醇厚和平,师范端肃。置备祭器。升唐县知县”。
清同治《新化县志》卷十四载:“叶梧,贵州人。正德中,官教谕。性醇厚温和,而立教严肃,诸生惮之。尝以学宫祭器多缺,竭力营备。后升唐县知县”。
清乾隆《镇安县志》卷四“知县”载:“叶梧,贵州宣慰司举人,嘉靖四年(1525)任”。
相较之下,明嘉靖、万历《贵州通志》则记其更简,仅载“任陕西镇安县知县”“官至知县”。而清乾隆《贵州通志》则载“癸酉科(1513)举人:叶梧,宣慰司人。第二名。官知州”,道光《贵阳府志》所载亦同。
据各种方志的零星见载,我们今天可以还原出一份叶梧的生平、宦迹传略。
叶梧,字子苍,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正德八年癸酉(1513)举人。约于十二年(1517)后出任湖广宝庆府新化县(今属湖南娄底市)儒学教谕。约于十五年(1520)升四川保宁府(今属四川南充阆中市)教授,转北直隶唐县(今属河北保定市)知县。嘉靖四年(1525),调任陕西镇安县(今属陕西商洛市)知县。
嘉靖十四年(1535)《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即题有“镇安县知县门人叶梧校刊”等字样。当然,亦有一说,言叶梧曾官至知州(清乾隆《贵州通志》、道光《贵阳府志》均作“官知州”),待考。
明隆庆《宝庆府志》论叶梧任新化县儒学教谕时,有“纯厚平实”之语。而清康熙《宝庆府志》则论其“纯厚平实”,又“醇厚和平,师范端肃”。
更为难得的是,清同治《新化县志》单立“叶梧传”,述其宦迹更详,且言其“性醇厚温和,而立教严肃,诸生惮之”。
由此可知,作为王阳明的黔中“一传弟子”,叶梧为人“醇厚和平”,为师“师范端肃”,而在其教职生涯中,则“立教严肃,诸生惮之”。其整个人物的形象籍此鲜活起来,更加立体化、多维度,有血有肉,有事有迹,有灵有魂。
这就填补了学界历来所论叶梧“事迹不传”的空白,以及诸多缺憾。
清同治湖南《新化县志》“叶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