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老字号二题

□文/图　韩　进

“文通书局”与“永丰抄纸厂”

民国时期，筑城乃至黔省有名的富商，当推华联辉、华之鸿父子，尤如徽商之胡雪岩，晋商之乔致庸（不说财富，单就地位而言）。特别是华家在之鸿手里，开黔省之先河举办“文通书局”，是为出版业中之翘楚，又办“永丰抄纸厂”，为贵州现代造纸业之先河。

说到“文通书局”和“永丰抄纸厂”，得先交代之鸿父亲联辉先生创办之“永隆裕盐号”。历史上贵州食盐，仰给于川盐和滇盐，以川盐用量最大。清光绪年间，华联辉得到四川总督丁宝桢赏识，助丁实行盐政改革，取得川盐入黔“仁岸”（仁怀县茅台村）的总承销权。他创立“永隆裕盐号”，由茅台将食盐运销省城贵阳及其他县区，遂至大富，积资数十万两白银。光绪二十七年（1901），华之鸿辞去仁怀县训导职务，继承父亲事业专营食盐。至辛亥革命前夕，“永隆裕盐号”财富剧增，“华百万”的名声遍传川黔两省。后因政府食盐政策变动，贵州军阀混战，“永隆裕盐号”遭到敲诈勒索，业务渐陷于低迷。华之鸿有先见之明，随时局而调整经营方向。他认识到：“贵州地处边陲，交通阻塞，新兴知识传播至黔，每每旷日持久，长此以往，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后于全国各省以后。而欲传播新兴知识，惟依赖书籍。不如利用盐业所积资金，创办一所规模较大的书局，则可继续先祖未尽之遗志，又可发展贵州之工业与文化。”文通书局创办的时间，仅晚于全国有名的商务印书馆，比中华书局、正中书局等都早。

实际，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华之鸿就聘请官书局职员田庆霖在贵阳筹办文通书局。田庆霖去日本买回印刷设备，带工人去学习培训，并聘请日本技术员来黔工作。华之鸿委托官书局代文通书局在遵义招收70名工人，学习和培训排版、印刷、装订等技术。印刷厂建在贵阳勇烈路，设有铅印、石印两种印刷业务。华之鸿为“局主”，田庆霖任经理。文通书局印刷的第一部书为遵义学者郑珍所辑之《播雅》。随着业务进展和规模扩大，文通书局向社会招收女青年学习装订技术。这是贵阳女青年进入现代工业企业工作之始。

1911年秋，文通书局正式对外营业。10月14日，华之鸿在《贵州公报》公布了书局创办宗旨及业务范围，承诺将以“促进文明，开通风气为宗旨”，以最新的设备、最佳的服务，务求成物精良，客户满意。正如他所说，由于设备精良，文通书局能印五彩博物图、地图、古今书籍、学堂凭照、银票、商标、广告，能承接洋式书籍装订、自制电镀膜、花边字钉、凸版、玻璃版、照像放大等业务。其彩色广告印刷精美，国内罕见。出版的图书，除占有省内市场外，还远销邻近省市。营业额逐年递增，1921年竟达3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亚洲最大的商务印书馆被日军轰炸，各大书局迁往西南，因机器笨重难以搬迁，全国印刷事业陷于停顿。文通书局在贵阳设总管理处，在重庆、昆明、成都、长沙、广州设立分局。民国政府教育部统一出版教科书，由商务书局、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文通书局等7家联合组成“中小学教科书7家联合供应处”，供应全国中小学教材。

抗战中，文通书局发展为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书局。成立了编辑所，贵州籍学者马宗荣任所长、贵阳籍学者谢六逸任副所长，后由顾颉刚、白寿彝分别继任正副所长。文通书局还成立了由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苏步青和陈建功、桥梁专家茅以升、地质学家贵阳人乐森璕、农业化学专家贵阳人罗登义、哲学家冯友兰、教育家张若奚等国内知名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和社会贤达112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可谓全国一流。

在书局存在的50年中，文通书局成就巨大，出版了文学、历史、社会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建筑学等方面的图书200多种，还出版了各种教科书、字典、辞书、手册。其中最有名的出版物有肖一山主编的《经世社会丛书》，谢六逸主编的《新闻学丛书》、谢六逸与马宗荣主编的《大学丛书》、张永立主编的《应用丛书》、吴泽霖主编的《苗夷研究丛书》、曹未凤最先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朱章庚主编的《公医丛书》等。文通书局还创办《文讯》刊物，介绍图书及全国出版动态，先后由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岑家梧、臧克家等担任主编，在出版界颇有影响。

为了满足文通书局各种业务所需用的大量印刷纸张，华之鸿又筹办“永丰抄纸厂”。

民国四年（1915），华之鸿筹资5万元创办永丰抄纸厂。令田庆霖押送去上海再汇至日本购买造纸设备。但驮银马队刚走出文通书局就被士兵赶进军政府大院内，省府大员刘显世宣布此笔银圆为政府借用。华之鸿只得再筹巨资交田庆霖去日本购买造纸设备。由日本购得双烘缸长网造纸机，卧式蒸汽球锅、大功率蒸汽引擎、卧式锅炉，各种型号水管及车床、刨床等。购得的设备海运至上海，溯长江而上，在湖南洪江上岸，用人力和马驮运至贵阳安装。民国八年（1919），贵州第一家现代化造纸企业——永丰抄纸厂在南明河边小团坡处建成投产。初期生产由在日本聘请的5名技师指导，派去日本学习的10余名学员为生产骨干，全厂共有员工200多人。生产出“超贡”“超光”“庆霖”“混同”等各种规格质量的纸张，跻身全国造纸业先进行列。

永丰抄纸厂利润诱人，在当时的贵州省主政者眼里是一块肥肉。民国十七年（1928）8月16日，省主席周西成和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代表省政府与华之鸿签订《贵州省长公署收买永丰纸厂合同》，永丰纸厂全部财产作价50万银圆，按合同先付10万元，余款自民国十七年（1928）元月起，每月付1万元。后周西成在永丰纸厂的基础上开办了电灯厂、兵工厂、造币厂等。

民国十八年（1929），毛光翔任贵州省长。华之鸿鉴于省政府未付清购买永丰纸厂款项，要求毛光翔归还永丰纸厂，毛迫于舆论和信誉归还了部分产权。

民国二十三年（1934）9月，华之鸿之子华问渠向省主席王家烈递交报告，“拟恳发还永丰厂价及印刷各款。”经王家烈批复，华问渠将永丰纸厂收回。民国二十六年（1937），永丰纸厂改名“西南造纸厂”，由华氏独资经营。

11年后，该厂增资扩股，吸纳钱子宁和沈骏声入股，改名“黔元造纸厂”投产。钱子宁任董事长，华问渠聘请蓝平辅代表他任监事。该厂仅生产新闻纸和各烟厂用纸，利润颇丰。1953年，华问渠继任董事长。后由于华氏文通书局和大方煤矿积欠政府贷款无力偿还，遂以华氏在黔元造纸厂的股份偿还。政府接收后改名贵阳纸厂，成为国营企业，后因严重污染南明河水而拆除。

华氏祖孙三代把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作为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不愧为黔商领袖，也深受世人敬仰。

毛铁桥与“自强车行”

四川人入黔发展，有建树者众多。譬如“汽车大王”毛铁桥创办“自强车行”，汽车最多时达31辆，几与当时的省公路管理局拥有汽车数相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初期，为贵州乃至西南的交通运输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铁桥先生系四川省威远县界牌场人，1932年到贵阳谋生并定居。其时，落后的贵州刚开始通公路，运行线路只有贵阳至安顺、贵阳至桐梓两段。直至1950年代，贵州省还有十多个县未通公路。当时贵阳有十来家汽车行，每家仅有一二辆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均十分缺乏。毛铁桥因会修车，又会驾驶，很快在“通达车行”谋得职业，给老板开车，并兼汽车修理工。额外还在“三民车行”和“华安车行”修理汽车，作技术指导。两年后，他以自己的积蓄和胞兄毛铁铮的资助数千元，从香港购进美国福特汽车2辆，自办“蜀通车行”开展汽车运输业务，进项渐渐增多。

1936年，贵州公路建设大有进展，北出桐梓通重庆，东由天柱出省连湖南晃县，南出独山接广西六寨，西经安顺而达云南昆明。线路由省公路管理局管理。因打着“官”字旗号，局里有汽车数十辆，基本垄断贵州客货运输业务，并利用官威将原来贵阳至安顺、贵阳至遵义两条线路的经营权收回，不准私家车行染指。无奈之下，毛铁桥发起成立汽车行业同业公会，与省公路管理局据理力争，但没有结果。没有了线路，汽车成废物一堆，失去经营资金，“蜀通车行”只得倒闭退出运输市场。

1938年，抗战军兴，全国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抗日，贵阳成为大后方交通枢纽，汽车客货运量猛增数十倍。在此形势下，毛铁桥向钱庄借得1200元，购得一辆报废汽车修复，开设“自强车行”，开展客货运输。汽车运输利润颇丰，只经过一年多时间，自强车行汽车就增至7辆。毛铁桥虽身为老板，但身兼技术安全、汽车调度、修理、内外部事务管理等多种工作，累得够呛。

1939年，南方大都会广州沦陷于日军的猖狂进攻之下，后方物资紧缺，汽车运费价格陡增，利润更高。商家往广西采购物资运销贵阳及昆明、重庆等地，仅广西至贵阳一线，汽车往返两次之运价，即可购买新车一辆。毛铁桥带领员工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前往广西玉林为客商运货，车行资本迅速增长积累，仅过两年到1940年，车行汽车便增加到21辆。次年，滇缅公路民品军品运量增大，运输紧张繁忙，毛铁桥将车行迁往昆明，专跑滇缅公路，利润更高，汽车增加更快。到1944年，自强车行已拥有汽车30多辆。后因为各方汽车增多，加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先西撤的兵工和民企及逃难民众大量东归，货物运输量陡减。毛铁桥便随势而动，停止汽车运输业务，改建“大明公司”，在云南下关开设“自强茶厂”，改营茶叶和外贸出口，收购桐油、菜油、中药材等出口东南亚及香港等地。业务正渐趋兴旺之时，代理商卷款潜逃，使他损失惨重。

无奈之下，毛铁桥又重操旧业。他于1947年返回贵州，以安顺为基地，企业仅存的10余辆烧炭车为基础，从事往返贵阳、遵义等省内县区的客货运输。1949年11月，贵阳解放，毛铁桥的自强车行将仅有的10辆汽车调动起来，无偿运送军粮。抗美援朝时，自强车行捐献黄金300余两支持政府购买飞机大炮和公债，在全省起到带头作用。

当时贵阳市私营汽车行业共有汽车1100余辆，业主们自愿组成35个联社，毛铁桥以自强车行全部18辆汽车加入，任第22联社主任。由于他经营管理得法，在众多联社亏本的情况下，他管理的联社不仅盈利，还增购旧车8辆。1953年，贵阳市组建公私合营汽车运输公司（业内习惯称为“合营汽车场”），政府投入福特汽车50辆，吸收私营商车120多辆。自强车行18辆汽车也全部加入公司，毛铁桥任公司经理，组织客货运输，赢得不俗的成绩。至此，这个川黔两省有名的自强车行走完自己不凡的历程。

抗战时期文通书局出版的新书

毛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