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祥金

1944年夏，日军疯狂进攻粤汉、湘桂两路，接着衡阳失守。熊佛西（中国著名戏剧教育家、剧作家）不得已和妻子叶子于同年秋天离开待了3年之久的桂林，前往贵阳。此后直到1944年底，熊佛西一直待在贵阳。熊佛西在贵阳的这段时间此前较少有人关注，笔者在这里以《贵州三月》这篇熊佛西集外文献为中心梳理其贵阳往事。抗战时期，贵阳吸引了一大批文化人前往，此前略显寂寞的山城一时喧闹起来，著名戏剧家熊佛西的到来为这个“文化城”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熊佛西

熊佛西一到贵阳，就受到朋友们热情的招待。沙家声邀请熊氏到他家去住，并把房间和床铺让了出来，自己去打地铺。第二天一早，贾登棣和储裕生便带了许多朋友来看望熊佛西。朋友见面不免要酬酢一番，此后几乎天天饮宴。熊佛西对此颇为感激，在文章里动情地写道：“这山城的一切仿佛都在向我招手、微笑，在黔桂路上过了月余颠沛流离生活的我，感到无限的欣慰。这山城对我本来是陌生的，仅有过一夜之望，然而我这时似乎回到了我的故乡。”后来曾俊候和曾繁昌父子把贵山园藏画室里的房子腾了一大间出来给熊佛西暂住，他才在贵阳有了一个较为固定的住所，并开始从酬酢中脱身出来，准备抖擞精神做点工作。他在贵阳所做的工作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说。

二、在贵阳做了三项工作

（一）戏剧导演工作

戏剧导演是熊佛西的本职工作。他在贵阳最重要的戏剧导演活动是参加《家》的演出。《家》是巴金的经典小说，后经曹禺改编搬上舞台，熊佛西1943年在桂林的时候曾导演过这部戏，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心得：“演出《家》，要紧的是把握它的主题，同时对于全剧很有条理的给观众一个清晰轮廓。这剧的主题据我的了解，消极的是暴露旧家庭一切不合理的现象，积极的是表现着社会的光明。其次是相关人物虽多，假使我们能把他们分成几辈处理，也没有什么难。他们各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心理，不同的气质。假使导演能把这些分析得很清楚，剧的精神则不难表现，人物的性格也不难凸显，整个的演出当然容易成功。”正是由于熊佛西对戏剧改编的独到理解和丰富的舞台实践，剧人贾耀恺找到他请他任《家》导演一职。一开始熊佛西有所犹豫，他认为在中国导演一剧，便如亲临战场指挥作战一样，必须有自己的部队，否则工作人员配合不力，很容易失败。这也是他此前在桂林导戏时得出的经验。后来经贾耀恺、汪志瑶、俞佳奇等人再三保证这次活动虽然也是业余剧人发起，但绝非“乌合之众”，大家工作态度一向都很严肃，绝对不会搞砸，熊佛西才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他对剧中各个角色的动作、语调和应该有的心理过程加以细致地指导，事无巨细地操劳着。一个多星期后，《家》在贵州省民众教育馆正式上演，一共演了十五场，场场爆满。其演出水准突破了贵阳过去的成绩，一时间山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戏剧热”。

尽管演出很成功，但熊佛西对戏剧演出的场所提出了一点意见。他觉得贵阳民众教育馆的礼堂设备太空虚，演出的团体要自己去筹备观众席的座位，舞台上的一切也要自己去制作。不仅布景、灯光、道具要张罗，连舞台上最基础的设备，如前幕、天幕等，也要自己准备。这使得主持者筹办的负担太重，同时也容易带来亏损。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使戏剧运动在贵阳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熊佛西数次提议在贵阳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戏剧馆。因为在他看来戏剧艺术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普遍地设立现代化剧场，没有完备的剧场，决不能产生优秀的剧本和演出。遗憾的是，在当时那样艰难的环境下，这样的提议只能落空。像他这样的戏剧工作者也只能因陋就简，努力做一些戏剧推广活动。　

（二）编辑出版工作

熊佛西在桂林的时候就曾主编过文学刊物《文学创作》和《当代文艺》，且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文学创作》于1942年9月创刊，刊物宣称“想借着这个小小刊物，邀约全国作家，替这个伟大的战斗时代留下光辉的一页，以尽同人服务国家人群的绵薄之力”。所设栏目有小说、论文、诗、散文随笔、剧本等，刊物先后发表了茅盾、沈从文、田汉、胡风、柳亚子、端木蕻良等人的作品，内容颇为丰富，为研究抗战时期桂林乃至全国的文学创作情形提供了具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桂林沦陷后，熊佛西手里还留有部分朋友们寄给他拟登在《文学创作》上的稿子，其中就包括郭沫若《论韩非子的思想》和庄瑞《家庭》等。熊佛西为了给这些稿子找一个好去处，也为了不辜负刊物此前积累的热心读者的期望，开始筹划《文学创作》复刊事宜。他先找到正风书店陈钦商谈，陈钦一开始是支持的，但后来一算出版刊物需要百万资金，便表示一时无法筹集款子。于是熊佛西又联系文通书局谢六逸商量此事，谢六逸和他以前通过信，这次见面很是投契，当即表示没有问题。熊佛西便把从桂林带来的文稿交印刷所编排，同时约请散居各地的朋友写稿。正当事情有序进行时，黔南事变突起，贵阳下令紧急疏散，《文学创作》复刊一事顿成泡影。

《文学创作》未能成功复刊，熊佛西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的编辑事业。《大刚报》从柳州迁到贵阳重新出版，该社社长毛健吾约请熊佛西担任副刊主编，他欣然答应，并说道：“现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湖南、广西千千万万的人都逃到西南来了，《大刚报》正需要办好一个具有战斗力的副刊去揭露黑暗，去追求光明。《大刚报》的副刊虽小，但在贵阳只有它能为人民说说话，能对黑暗的社会进行鞭笞，所以我愿干。”熊佛西就任副刊主编后，工作十分认真。他认为副刊上应该登一些有影响力的大作家的文章，但更该多登敢于嬉笑怒骂，有能量、有文采的年轻人的文章，其目的在于培养一批敢说敢干的年轻人。这显示了他对年轻一代的热望。熊佛西编副刊的另外一个秘诀是不要太多长文，而要多选一些内容尖锐、幽默隽永的短文，并进一步提出要求：“一个小小的副刊上最好有五六个标题，安排多样，不要老是一副面孔。”他在主持《大刚报》副刊时，组织过艾青、臧克家、沙汀、艾芜、秦牧、彭燕郊等人的文章，还有李桦的木刻和舒模写的歌曲等。熊佛西自己也在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专门设立了一个叫“每日漫谈”的小栏目，经常写作一些一两百字的杂文在上面发表，把他的所见所闻和遭遇的一些黑暗腐败现象，以讽刺的文字加以抨击，受到读者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熊佛西在《大刚报》上发表的这些文章都属集外佚文，而他与《大刚报》的关系在熊佛西研究界也很少有人提及。

熊佛西（中）与田汉（左）、欧阳予倩合影

（三）对文化人的救济

衡阳失守，桂林、柳州相继沦陷，大批难民涌入贵阳，不愿意做奴隶的文化工作者也开始内迁。熊佛西比较早来到贵阳，看到文化同人流离失所的场景，开始自觉投入到对文化人的救济当中。他先是和储裕生、陈恒安、何辑五等人组织了一个“战区文化人协济会”，该会得到贵阳市政府拨款五十万，其中一部分用于建设文化人招待处，同时对困难文化人予以现款接济，每人得两千元至五千元不等。后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拨款四十万，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也拨款一百万，每人可领到的钱款涨到五千元至一万五千元。熊佛西还发起组建“文艺垦殖团”，大批文化人参与其中，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写文章、编报刊、排演话剧、举办演奏会、做学术报告等。“文化垦殖团”在发挥自身特长活跃贵阳文化氛围的同时，也通过话剧、演奏会的门票收入缓解自身生存困境。这些救济措施仅限于贵阳的文化人，为了帮助尚滞留在其他地方的文化同仁，熊佛西等人又发起“贵阳文化界联谊会”，以义演、义卖的方式筹集了一笔款子，交《大刚报》记者欧阳柏亲赴独山一带分发。

后来独山也沦陷了，贵阳当局下令紧急疏散。疏散令下达后，没钱的人走不了，有钱的人也找不到交通工具。而此时的贵阳还有两百多位文化人滞留，他们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那段时间熊佛西的住所里川流不息，整天整夜地挤满了人。有人向他要钱，有人向他要车，熊佛西忙得团团转。当时谣言四起，纷传贵阳马上就要被日寇攻陷。众人纷纷劝熊佛西离开贵阳，但他不为所动，只是把临产不久的叶子送到遵义。至于他自己，则有别的打算：“我虽明白我留此，除了给大家跑腿，不能有更大的贡献，但我决心要和他们在一块儿受难。假使朋友们遭了难，我一个人侥幸而逃出又有什么意思呢？”熊佛西对朋友的热忱真挚由此可见。幸运的是，这时传来独山克复的消息，贵阳转危为安，逐渐恢复了往日景象。加上叶子来信说他们的儿子病重，熊佛西才在1944年底离开贵阳前往遵义。1945年8月熊佛西再次来到贵阳举办个人画展，并拟在筑觅屋小住，这便是后话了。

三、惬意的花溪之游

熊佛西在贵阳的活动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花溪之游。他在《贵州花溪之游》这篇文章里细致地描写了此次游玩。花溪离贵阳三十里，自古以来就是贵州名胜，吸引众多文人墨客前往参观。熊佛西和叶子、贾耀恺、储裕生等人同游花溪，受到他的燕大同学、时任花溪县县长吴椿的热情接待。他们先后游览了花溪县府、尚武俱乐部、花溪小憩、坝上桥、贵州大学和清华中学等处，熊佛西觉得花溪确有独到之处，风景相当秀丽，称之“小巧玲珑”而无愧，站在坝上桥凭栏四顾，山色葱翠，亭台点缀有致，涛声淙淙，尤感景色宜人。县府建筑中西合璧，打破了一般县府传统的格调，很是华丽；尚武俱乐部的陈设别具心裁，完全是一副中国气派，一榻一桌，一灯一画，其色调与样式，均可看出设计者的智慧。吴椿这时拿出纪念册嘱咐题诗，熊佛西便写下了两句：“枕上涛声门前画，花溪毕竟是西湖。”更开心的时候在当天下午，熊佛西等人到坝上桥下泛舟，并携钓竿出游：“时近黄昏，落日余晖照在河面，水天灿烂一色，倦鸟正在唱着归巢的晚歌。我们一行六人，驾一叶轻舟，荡漾于坝上桥下，嬉嬉笑笑，真有说不出的乐趣，同游诸君顿时变成了舟子，有的操桨，有的持舵，惟我独坐船中心，执竿垂钓。”数年来流亡生活的疲困，在这一瞬间似乎消失殆尽，熊佛西得到了片刻的宁静，贵阳花溪也就此在他心中留下美好印象。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