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肖向

邓华熙是晚清粤籍官员中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邓华熙生于广东顺德龙山乡，是清咸丰辛亥年（1851）科考举人，担任过京官和许多地方职务，在任贵州巡抚时因病退休，告老还乡。邓华熙思想开明，办事务实，在为政早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变法思想，任地方官后又积极迅速地推进涉及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近代化改革。邓华熙在任期间创办过多个对地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机构，如在安徽创办的求是学堂和在贵州创办的贵州大学堂开启了两省高等教育的历史。

邓华熙画像

在甲午战败后的《敬陈管见并录呈书籍折》上书中，邓华熙明确表达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在任安徽巡抚后，邓华熙更是进一步推动变法落实。在任皖抚的短短四年内，安徽建立起求是学堂、安徽武备学堂、邮政局、近代铸币厂、第一泰昌轮船公司、日新蚕桑公司，这些都是安徽省内最初的新式学堂、近代机构和商业公司。邓华熙尤其重视建立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在上任后不过几月，就上奏《筹议添设学堂酌拟切实办理折》和《安徽省建立求是学堂用过银数先行具陈片》，陈述兴办新式学堂的必要性和筹款的办法，顺利开办安徽求是学堂，邓华熙兼任校长，开安徽近代教育先声。

邓华熙在安徽创办新式教育的经验为他在贵州的教育改革奠定重要基础。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任贵州巡抚的邓华熙响应清政府的兴学诏书，决定在贵阳贵山书院的基础上筹建贵州大学堂，并下令各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贵州巡抚邓华熙遵旨改设贵州大学堂折》中首先说明改建贵山书院的情况为“足可开拓办理，随即派员筹款修葺，扩充学堂，增筑学舍，现已粗备规模，名曰‘贵州大学堂’，以期赶速开办”。奏折中还拟定学生额数，学校章程，课程教习等内容。在办学资金方面，奏折称“惟开办经费需款甚巨，黔省帑项异常支绌，再三撙节，常年额支、活支各款，尚不下二万余两。学堂为当务之急，不容缓图，已由臣饬知藩司，提拨充用，归入正款开报。至各府州县中小学堂，概饬就地筹款，次第举行，以广造就”。邓华熙明确黔省兴办新式学堂的办法，掀起办学热潮。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二年（1910），全省共办起各类学堂683所。小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实业学堂、高等性质的学堂以及军事性质的武学堂陆续兴办起来。

《贵州巡抚邓华熙奏为遵旨改设贵州大学堂拟定开办章程规条事》奏折

除了兴办贵州大学堂，邓华熙在任内另一项重要举措是为新办的武备学堂聘请日本教习。邓华熙认为需要引进外籍教师来转变风气和发展新式教育。在外籍教师的人选上，邓华熙结合他作为安徽巡抚时期招聘日本教习的经验，选择再次与日本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商议，最终确定了日本教习的人选、权限、薪酬等事宜。贵州作为西南边省能够较早地聘请日籍教师并与日本建立官方联系，邓华熙的筹划和联络发挥了关键作用，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发展新式教育的目的。但是，日本方面也借机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渗透，在日本教习探查西南自然资源的同时还推动贵州购买日制军械，扩大军火市场。

邓华熙作为最初推动贵州教育近代改革的代表人物，在多方面都深刻影响了后期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邓华熙的继任者中得其教育改革精神者当为林绍年。林绍年任巡抚期间根据贵州发展的迫切需要，筹办各类专门学堂，进一步发展学堂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连上《开办蚕桑学堂折》《筹办客籍学堂片》《创设营团将弁速成学堂折》《改设师范传习所片》等多封奏折。同年，林绍年在旧有经世学堂斋舍开办蚕桑学堂。《开办蚕桑学堂折》陈述了开办蚕桑学堂的原因是贵州历来极端贫穷，岁入仅有一十余万，急需“开济利源”，而发展桑蚕业有诸多便利和好处，现在已经商议设立公司推广遵义府的丝绸，桑蚕业成本较低、施工较易，外销可以开风气、保利权，因此需要在省城办蚕桑学堂，通过科学的办法，就现有的桑树试办养蚕，以待成效。

林绍年画像

在《筹办客籍学堂片》中，林绍年为广布贵州的客籍官民子弟争取就学机会。客民一词主要指清代中后期在经济动因的驱使下涌入贵州的移民。贵州客民多来自江西、四川、湖南等省，这些省份早在清以前就形成重视读书科举的社会观念与氛围。客民虽然迁居他省，但还是保持着耕读传统，在有一定经济基础后常投身科举。科举功名带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对客居他乡的客民来说格外具有吸引力。林绍年注意到客民的这一特点，于1905年上《筹办客籍学堂片》，陈述客籍子弟向来投身学业，积极应考，现在科举停止，则需入学堂学习，如此仍然有上升通道。因此请于省城设置中小客籍学堂各一所，按照学堂章程，聘请教师，购买书籍设备，分班教授，由官立学堂考察，客籍学堂毕业生也与官立学堂毕业生获得同样待遇。除了专门的客籍学堂，客籍学生也可以入学其他学堂。林绍年也请在“将来高等、中、小学堂内，酌量附设客籍学生名额，准各省官、商子弟，于入自立学堂外，附入肄业”。作为客籍官员的林绍年不仅非常重视教育，而且能够关注到客籍子弟的教育需求，为其谋划设立学堂。

设立将弁速成学堂可以缓解兵力不足的问题，《创设营团将弁速成学堂折》就紧急的练兵一事请求设立速成学堂，在遵旨裁减绿营制兵，裁并防营的情况下，迅速补充兵力不足的问题。贵州在兴办新式教育之初就面临严重的师资匮乏的问题，本省又缺乏适应新式学堂教育的教师，而招聘来的外国外省教师数量又非常有限，留学和于外省学习的学生也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尤需培养本省的师资人才，才能缓解人才不足的问题。需设立师范传习所，“期以广储师资”。林绍年所上奏折针对当时贵州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给出可行的方案并落实到行动，推动了贵州教育和社会的进步。

邓华熙创立贵州大学堂后，未能在任持续办理，贵州大学堂办学效果并不理想。林绍年上《高等学堂设立预科并派员出洋考察折》，针对贵州大学堂改成的高等学堂教学效果不佳的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专门对策。他指出贵州大学堂虽得设立，但是在仓促间办成，没有新式小学、中学的基础，学生参差不齐，管理亦不得当，缺勤补考常有，教师教学无大成果，学生也并不固定，志业屡迁，故“三年以来，空悬高等之名，曾无中学之实。固由规模未备，亦办理不能尽善之所致也”。因此计划将高等学堂改为预备科，按照中等学堂章程办理，另选优秀学生，再添中文教员。学生完成预备科学业后，升入高等学堂，停止预备科，改变以前“旷废苟简之习”。

除奏办各类学堂外，林绍年也积极推进留学事业，他曾上《选派学生出洋折》《黔省秋冬两季资送学生出洋片》等折详细说明留学生出国事宜。与邓华熙类似，林绍年在推动贵州留学事宜前，曾在云南办理留学生出国事宜。他在云南办理留学事宜的相关经验也帮助其在贵州迅速推行留学。贵州留学生出国多是选择师范专业，因缺乏了解新式教育的人才，教师急缺。为培养适应新式教育的教师，贵州奏派留学生151人，这151人全部留学日本。留学生中学习师范的76人，考察学务的16人，学习实业以及自费留学不明学科的59人。学习师范和考察学务的占留学生总数的61%。贵州能够在短时间内选派众多学生留日学习，得益于邓华熙赴日时建立起贵州与日本的联系。此外，选择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具有时间短、费用低和文化相近等优点，能够适应当时贵州的需要。

邓华熙在1900年起任贵州巡抚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因《辛丑条约》赔款摊派后贵州阶级矛盾激烈的局面。在联合广西、广东、云南、湖南等省督抚镇压“边匪”，镇压人民起义后，邓华熙遵照清政府兴学诏书，开始改革贵州教育。1903年，邓华熙因病退休，由继任巡抚进一步推进改革事业。邓华熙就任贵州巡抚时间并不长，所推行的改革有限，但作为在清末兴学浪潮中首先开启了贵州教育近代化的第一人，其功勋值得铭记，其对贵州近代化教育发展脉络的影响也值得关注。邓华熙所筹建的贵州大学堂成为贵州最早的培养近现代高等教育人才之所，是贵州其他新建高等教育学堂的参考对象。邓华熙在安徽聘请日籍教师的经验基础上，为贵州引进先进人才，加强贵州与外界联系，进而推动贵州人才留学接受西式教育。这些措施对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晚清贵州历任巡抚在任时间都较短，用于发展教育的时间更为有限，邓华熙任贵州巡抚3年余，能够较专心发展教育的时间也不过1年多，而林绍年的时间更为有限。林绍年于1904年11月到任，次年9月调走，在任时间不满1年，但就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贵州的各项教育事业都有明显的进展，各类学堂得以开办，留学人数迅速增加。两任巡抚都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发展贵州新式教育，开了先河。邓华熙首先推动贵州教育改革，林绍年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入，根据贵州实际需要，开办起各类新式学堂，推动留学事业有较大发展。两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教育改革诸多成果，首先在于他们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如林绍年在《为议立宪在开民智尤在能信民心事》奏折中所陈“欲开民智，必先开官智”，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员重视教育且思想开明，教育改革事业才能有所进展。林绍年和邓华熙这两任巡抚都具有变革进取的思想，对新式教育持积极的态度，并能够结合贵州的实际情况，采取合理措施。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