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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天地杂志社
发布日期:2024-05-07 14: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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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远老中医杨饵辛的传奇人生
作者 杨琼
在镇远,在黔东湘西,他曾令无数条患上疑难杂症的生命起死回生。他的一生,是军人、旧政府官员、教师、医生。在患者口中,他是神一般的存在;对知道他经历的人,他更像一部小说。他,就是杨饵辛。
杨饵辛,原名杨国秀,1899年出生于湖北省随县马坪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杨饵辛从小聪明过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因为是行医世家,少年时,他就已经能把《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医宗金鉴》等医药书籍和四书五经背诵出来。
杨饵辛从小受儒家学说和医家阴阳学说的熏陶,跟随父辈学了不少本领。成年后,国家又处在国难当头、时局混乱的时期。拥有满腹报国之心的杨饵辛,不甘心就这样守着家里的祖业过着还算丰衣足食的日子。他认为行医治病,仅治其身。教书育人,能陶冶情操治其心。于是,他毅然告别妻儿老小,到高深学府求知。继湖北省教育学院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湖北从事行政和教育工作。抗战爆发后,大片土地沦陷,国将不国,家不成其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已经39岁的杨饵辛毅然参加了“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暑假训练,决心上战场抗日报国。
从庐山军官训练团结业后,杨饵辛只身随军来到贵州。到贵州后,他历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民政厅专属视察科长玉屏县代理秘书、台拱(台江)县县长等职。在台拱县县长任上,杨饵辛与一位叫张伯修的人在饭桌上发生争执,酒后的杨饵辛一气之下,派兵把张府团团围住。张伯修曾经是孙中山的国府秘书,后在扬州担任过县长职务。其弟张卓当时是抗战前线的国军高级将领,1942年担任第一军军长。张伯修其时退隐在家,杨饵辛显然不知道张伯修的背景。时逢冯玉祥来贵州视察,张伯修就跑到贵阳去找冯玉祥告状。这一次,杨饵辛可算是摸了老虎的屁股,捅了马蜂窝。为了顾及冯玉祥和张伯修的颜面,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虽惜杨饵辛是个难得的人才,没有重处,但下令撤销他的县长职务。不久,就派杨饵辛到镇远专员公署降职使用。
中年时的杨饵辛先生
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43—1944年),杨饵辛到黄平县政府任秘书,军人与书生、医生的多重身份,使他在处理事情上时时陷入两难的境地。例如:他对抽鸦片的人非常痛恨,但又迫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他建议晚上十二点以后,所有餐馆必须关门。建议得到采纳后,如果有餐馆不按时关门,他就会派人去砸餐馆。其理由很简单、直接,也很充分。他认为餐馆晚上开门超过十二点,就是专门为抽鸦片的人准备夜宵的。砸了几家餐馆后,竟连夜间哭泣的小孩,听大人说一句“杨秘书来了!”就不敢再哭了。由此可见,当时他在黄平的动静有多大,这可能是他表现彪悍的一面。而另一面,他却又书生味十足。当时周继兵任黄平县县长,因上级到各乡镇派款修旧州飞机场,地方上把款交上来时,如果县长不在,就由杨饵辛把款收起来。杨饵辛收到款后,就如实地交给周继兵。周竟然没有打收款收据给他,他也不多说一声、多问一句。县长后来把钱私吞了不说,还把杨饵辛作为替罪羊,定了一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杨饵辛因此蒙冤,失去了自由。但他依然不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在监狱中,他强忍着个人心中的悲痛,常常以“佛法”规劝服刑犯人,使犯人觉醒。并且利用自己20余年的行医经验,为同监狱的人看病。在那种特殊时期,医疗条件特差的岁月中,监狱先后发生霍乱、疟疾、痢疾及伤寒者70余人。这些病在当时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而杨饵辛不仅没有避开,还积极投入看病,帮助无力购药的病人购药,治好病人30余人。逢年过节时,有亲人的都会想方设法来看望服刑的人,或者委托别人带一些东西来安慰。对于无依无靠的人,一向以助人为乐的他,更明白失去自由后的那种心灵上的痛苦。于是,他自己出钱买酒买肉来,帮助那些与他一样需要安慰的人,使得即使在那样绝望的环境下,那种暗无天日的地方,人们都能在心里感受到一丝丝阳光。
1946年,狱中痢疾突发,感染者十之八九。他又捐款并募购痢疾药——八封丹、万金油供患者服用治疗。1947年夏天,杨饵辛写信与老家联系,从湖北随县家中专配“如意丹”“藿香粉”“痢疾丸”等药物来贵州。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杨饵辛只好再次发起捐款,并劝告狱中富有者集资配药治疗。同年大雪期间,狱中无衣御寒者20余人,他又捐2万元(法币)买旧衣接济。春节期间,除了友人捐的救济款10万元以外,他又向朋友募集了61万元,使得狱中贫困的人得以度岁。
杨饵辛一面关心他人,一面自己加强学习。当时,贵州省高等法院办了一份报纸。高等法院院长李学登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杨饵辛的名字,并且从文章中看出此人是个人才。于是,李学登借视察监狱之机,亲自找杨饵辛交谈。在了解到杨饵辛的冤案后,出于对他的同情和爱惜,再根据他在狱中的各种表现,就对他实行监外执行。条件是不允许杨饵辛离开镇远,每天上午必须到看守所签到一次。就这样,他虽然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实际上仅两年十个月就获得了自由。
杨饵辛有大小两位夫人,因为夫人们素来不合,他来贵州时只带了二夫人,大夫人就留在重庆跟着儿子杨志伊,杨志伊是重庆空军部队的机要员。杨饵辛被关押期间,二夫人也因为自己的遭遇,不知去向。1949年,杨志伊跟随蒋介石空军部队由重庆去了台湾。谁知这一去,就成为终生永别。
出狱后的杨饵辛已近50,动荡不安的生活,使得他本来很高大的身材,变得清瘦起来,头发也渐渐白了起来。前往台湾的妻儿杳无音信,回湖北老家已人去楼空,物是人非,无依无靠。而镇远古城,自古以来都是水陆码头,交通发达,商人云集。流动人口较多,当然需要看病的人也多。杨饵辛权衡再三,决定把镇远作为第二故乡安度晚年。
杨饵辛选择冲子口旁的一家门面,挂起了“壶天医寓”的牌号。他一面给百姓看病治病,一面还在两湖小学义务教课,每周上6节课,分文不取,学校只需供他吃饭,还有每月一坛子好酒。历经重重磨难的他,经常晚上借酒消愁,心情差时还会大发酒疯,骂害他坐牢的周继兵。有时候也骂学生,当然,那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表现。在对待病人方面,他却又和蔼可亲。
1948年镇远县参议会会长聂友兰与世长辞时,地方乡绅请他为之写挽联。杨饵辛根据不同身份的人,分别写出不同的挽联20余副,连当时的副会长周希颐秀才都夸他“杨先生学问渊博”。
1949年11月8日清晨,解放军二野五兵团以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为前锋部队从辽家坳突破盘山险关,飞兵直下苦李坪、太极镇,于当天中午一点解放镇远城。镇远旧工会主席申富有和开明工商业者王玉衡等当地知名人士,聚集到东关上挥舞着国际红十字会的会旗,欢迎解放军进城。不久,原本就已经赫赫有名的杨饵辛,在新制度下,报名参加县教师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在镇远中级师范学校任教师。
一个中秋节的夜晚,满天星斗,皓月当空,杨饵辛与几个朋友相约在一起喝酒、赏月。一直爱酒如命的杨饵辛喝到酩酊大醉的时候,对着圆月大发“月圆人不圆”的感慨。就因这件事情,被以后的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说他是“人在大陆,心系台湾”。加上他本来复杂的身份,属于旧职人员,1957年被人举报,划为右派。1958年被强制到盘山烧炭。1959年被迫离开学校,调县中医院当中医。
不论是在医院行医,还是在学校教书,杨饵辛都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好人。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他的过去,笔者打听过许多7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是找他看过病,或者家属经他治过病的人,这些人无一不对他的医术赞叹不已。如今,镇远鼎鼎大名的曾祥斌医生,是他的众多弟子中至今对他念念不忘的一位中医。曾祥斌说,他们师徒情同父子。在跟着师傅行医的日子里,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老人67岁那年,还带着曾祥斌一起下乡,参加县医院组织的巡回医疗队。他的小组被分配到贫穷的山区羊场金盆大队,由于这里住的人家稀稀拉拉,有的生产队相隔甚远,而且山路崎岖,山高谷深。杨饵辛来到这里后,翻山越岭地到处去寻找病人。甚至逢人就问:“这里有人生病没?哪家有病人?”
有一次他们遇到一个6岁的小孩,肚子上长着一个包,开始家人不知道,等到里面胀满了脓血时,疼痛多日的小孩已经奄奄一息了。师徒两人知道后,用了许多方法都没能把脓血弄出来。情急之下,杨饵辛不顾一切地趴在孩子的肚子上,用嘴巴去把脓血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孩子终于得救了。还有一次是一个姓胡的病人得了角膜云翳,眼睛快要瞎了。同样,杨饵辛用舌头去舔眼睛里面的异物。曾祥斌医生说到这里时,眼睛里饱含热泪,用哽咽的声音说了一句结束语:“说句实话,他老人家的举动,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即便风烛残年,杨饵辛还依然拄着拐棍,支撑着自己虚弱的身体走街串巷地为病人送药、看病。他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爱戴。他不仅是镇远古城家喻户晓的“杨老老”,还是周边几个县甚至湖南的患者口中的好医生。这样的情景一直延续到1971年他生病去世。他的离世,镇远全城悲恸,前往祭奠者络绎不绝。后杨饵辛葬于西门街尹坡坳上。每年,他的众多弟子都会自发为他扫墓,多时竟达六七十人。1988年,经他治愈的患者们自愿捐资,将其棺椁移到炮台垴的公墓地。1999年曾祥斌医生去上坟,发现自己师傅的碑比旁边的碑小,显得格格不入,而且坟地也往下塌陷了。于是,就出钱为师傅维修坟,并且给师傅重新安了一座高大的碑。
一代名医杨饵辛死后多年,虽然没有亲人上坟,却有着许多把他当作亲人的人们来到他的墓前。
2018年,杨饵辛孙子杨行中先生(中)从台湾赴镇远祭拜杨老,与当地人的合影
2018年,杨饵辛的孙子杨行中从台湾赴镇远祭拜,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欢迎。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