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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人: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社   发布日期:2024-06-21 16:50:44  文章字号:   
岜沙村向毛主席纪念堂敬献香樟木始末

 叶承付

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岜沙村,森林苍翠,苗家吊脚楼掩映在古树之间。男子肩扛火枪,腰佩大刀,头挽发鬏。他们敬畏自然,崇拜树木,人树合一,自称蚩尤后代,居住的村寨被外界誉为全球最后一个枪手部落。村寨内名叫党候的小山上,有一座纪念亭屹立山头,精巧别致,名叫“敬献毛主席纪念堂香樟纪念亭”,岜沙村的5个自然寨都在它的视线之下。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从江县革委安排从党候坡上的香樟林里砍伐三棵优质香樟树,运送到北京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纪念亭全景

2024年春,为了解这个故事,笔者走访了亲历者——勤勉一生的老支书、曾任岜沙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滚老马。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动工,1977年5月24日竣工落成,全国人民用半年时间完成了纪念堂修建。太伟大了,纪念堂的各种优质材料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岜沙村砍伐了最好的三株香樟树敬献毛主席纪念堂,我们非常自豪。”滚老支书激动地说,“1976年底至1977年初的那个寒冷冬天,我自始至终都参加香樟树的采伐、管理和运送工作,非常辛苦,但终生铭记,值得,值得。”

滚老马,1950年出生,1970年至1973年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1970年在湘黔铁路火线入党。1975年至1983年任岜沙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1988年至1990年任岜沙村党支部书记。他戴着鸭舌帽,帽子下面的圆脸布满粗粗的白胡须,一脸正气,但是腿脚已不方便,拄着拐棍。

当年砍伐香樟树的几位主要亲历者(右二为滚老马)

1976年12月下旬,黔东南自治州接到上级通知,要采伐60方优等级香樟木,敬献北京用以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州林业局将任务分配给从江、榕江、黎平、锦屏、剑河、天柱6个县。因为从江是林业大县,任务最多,为20方,其他县5方至15方。

20世纪70年代,从江县是全州交通最落后的县,是贵州省88个县(市)最后一个通车的县。通往州府凯里的公路要绕道黎平县城后经过榕江,爬雷公山过雷山县城才到达凯里。各区、公社交通更是落后,选择最好的香樟木难,运输又是最大的困难。

岜沙大队,距离从江县城7.5公里,县城到岜沙的泥沙公路已经修通。岜沙村的党候坡,有成片的优等级香樟林。通过县林业局筛选推荐,报副州长、代理从江县革委书记陆光玉同意后,确定在丙梅区丙梅公社岜沙生产大队,在西山区小翁生产大队等村寨采伐。

“任务落实到了岜沙生产大队。”滚老支书娓娓道来当时的情景。1976年12月27日上午,丙梅公社李书记通知岜沙生产大队支书滚老马和队长王老当(已逝)到公社开会,会议内容就是要求岜沙村砍伐最好的香樟树,献给北京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并且负责按照规格砍伐好,集中运送到县林业局,检验合格后运送到州府凯里,然后全州统一运送到北京。

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是全国人民的大事。采伐香樟木的任务分配到岜沙生产大队,是岜沙社员们的荣幸,更是岜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时间紧,任务重。滚支书立即回生产大队,召集全村15位党员和7个生产小队队长、民兵连连长开会落实。

滚老支书回忆开会时他说的话:“毛主席逝世了,大家都到公社去悼念了,特别是我们岜沙生产大队还有一位女同志哭晕在悼念厅。中央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全国人民大力支持。我和队长到公社开会,县革委要求我大队砍伐最好的香樟木,运送到北京去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穷苦人民的今天。”大家听后,心情非常沉重、悲痛,一致同意贡献香樟木。

1976年12月27日下午,滚支书带着民兵连连长滚水信、各生产小队队长到岜沙村党候坡香樟林选优等级香樟木材。选中香樟树后,滚支书代表生产大队全体社员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县革委立即决定次日(1977年12月28日)进行砍伐。

岜沙生产大队组织大队干部、全村党员15人,7个生产小队队长,民兵连连长带领全村20多个民兵,共40多人砍树。县革委陆光玉书记、区革委李书记、县林业局局长李世业等领导到现场指导砍伐。

在砍伐香樟树时遇到了尴尬的场面,现场领导下令砍树时,没有人忍心下手砍伐,弄得大家面面相觑。因为岜沙村敬拜林木,视树木为他们的生命。现场领导知晓缘由后,急忙命令李世业局长从县林业局派人,一直等待到天快黑时,才来了一位来自加鸠区的职工负责带头砍树,砍伐才开始。

砍伐香樟树是连夜进行的,党候坡熙熙攘攘,火把照亮夜空。选定的3棵香樟树,先砍伐两棵稍小的。说是砍树,其实是挖树,因为根本不是砍。他们先用锄头、钢钎等工具将树木挖到根部,再用斧子将树根砍断,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外力拉引树木倒向指定方向,最后才用镣锯(伐木锯)按照规格锯成一根根圆木。

李世业局长一边指挥大家拉引树木,一边指挥挖树,不停地督促大家抓紧,鼓励大家务必按时完成任务。他穿的是新鞋,现场指挥挖树根时,他站在左边,民兵贾相往就用锄头将挖出的泥巴往左边甩,他站在右边时,又往右边甩,想弄脏他的新鞋,却引来他的夸奖:“贾民兵干得好,贾民兵干得好。”

挖最大的那株香樟树时,最后一斧砍断树根,那棵树没有按照他们的拉力牵引方向倾倒,而是直接往山下倒去,大家纷纷放开绳子,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参加连夜奋战的民兵滚水信回忆说:“虽然民兵们不怕苦不怕累,但由于是夜晚,加之连夜作战,到天亮时最大的香樟树还原地不动地躺在山下,无法拉到平地上来进行割锯。”天亮后,县林业局送来了手拉吊葫芦(起重葫芦),大家才集思广益,将大树拖拉上来。

民兵连连长王老往回忆说:“民兵用镣锯锯大樟树时,一边需要6人,共12人才拉动镣锯。镣锯比树径长不了多少,两边只剩下不到10厘米,只能用棕绳和麻绳捆住镣锯的木柄,在统一的口令下,两头有节奏地惯性用力,才一点一点地锯树,按规格锯成一根根圆木。”

1976年12月29日下午,3棵大香樟树按照规格完成砍伐,县林业局派来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到岜沙转运两趟,送到林业局保管,等其他村的香樟木运到,集中运送到州府。

榕江档案馆的黔东南州香樟木任务安排档案

1977年1月15日,从江县派滚老马支书、从江县交通局一名干部、县林业局一名干部,连驾驶员共4人,运送从江县176栋、32.82立方米香樟木到凯里贮木场,完成了移交。

“我们办理手续移交时,我看其他县的木材,锦屏县的木材最大,我们的木材最好。”滚老支书说。

在凯里住的当天晚上,黔东南州各地下起了大雪。天亮后滚老马支书起来时,发现同他一起去的交通局、林业局干部和驾驶员已不见踪影,杳无信息,他们带着证明走了。那个年代没有证明和介绍信,是不能住宿和就餐的,留下了滚老马支书,他被困在凯里7天。

7天后,滚支书从凯里辗转到黎平,黎平二望坡冰雪未融,车辆不通行,又滞留黎平2天。此时,离1977年春节不到20天。

离家这么多天,此时滚支书心急如焚,家里六口人(妻子和五个孩子),还有三大牲畜要等他回去关照。滚支书决定走路回家。

滚支书走路到永从,路上认识了一位姓吴的铁路工人,他家住丙梅公社原从江酒厂一带,也是赶路回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们一同结伴回家。天快黑时,他们经过黎平县境的一所学校,学校老师们在开会,这时他俩饥肠辘辘,想想怎么样才解决吃饭问题。姓吴的工人是个胆小鬼,什么主意都没有,滚支书两次走到学校门口想讨饭吃,不好意思又打转回到路上。

“饿着走到贯洞区(从江县辖)是不可能的,”滚支书想,“我也是为了国家才到这里,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去说明情况,解决吃饭困难呢。”滚支书鼓足勇气,走进了学校。

滚支书一口气说完找饭吃的原因,由于方言和语速,老师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老师们耐心的询问下,才知道支书是送香樟木到州府,现在走路回家这个意思。问支书要证明,支书没有证明,证明在林业局的干部手中,他早已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滚支书再三解释,老师们又打电话到贯洞区革委核实,贯洞区革委书记梁祖迁接电话证实,从江岜沙滚支书是运送香樟木到凯里回来的。

滚支书成为老师们的座上宾,是英雄,并且安排他们住宿。姓吴的工人回家心切,不同意住宿。于是两人借着雪光,沿着公路,走路到贯洞。

天亮到贯洞后,他们遇到了林业局谢尚远师傅到煤炭厂拉运煤炭。在谢师傅的关照下,他俩坐上汽车回到了从江。

到从江后,谢师傅执意要开汽车送滚支书回岜沙,到了县城如同到了家,兴奋的滚支书婉言谢绝,连说:“不用了,谢谢了。”直到现在,滚支书还在后悔,当时一句客套话,从县城到岜沙,他还要走10多里的小路呢。

1977年春节过后,从江县革委会召开从江县四级会议(县、区、公社、大队),县委书记陆光玉问滚老马支书,他运送香樟木到州府后,是哪天回到家的。滚支书将回家的坎坷经历告诉了县委书记,陆书记对林业局带证明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1977年3月22日,岜沙大队广大贫下中农向从江县革委申请1.5万元,在岜沙大队敬献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香樟木树蔸处建一座纪念亭,开放给人们游览。从江县革委很快就批复同意。从江县岜沙村敬献毛主席纪念堂香樟木纪念亭很快就建成,占地260平方米,建筑面积42平方米,通高10米。1984年6月,从江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4年3月,笔者查阅从江县林业志大事记:1977年1月15日,从江县各族人民敬献毛主席纪念堂香樟176栋,32.82立方米,其中最大的一株是岜沙村的护寨风水林,材积为2.783立方米。之后,中央拨给岜沙村2万元在原伐树桩修建纪念亭一座。

我合上笔记本,准备离开时,滚老支书饱含深情地说:“我想岜沙敬献香樟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经历没有人关心了,想不到今天你还来了,我怕子孙后代会忘记这件事。”我在岜沙用苗话和老支书深入交流,从老支书口中了解到,北京也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一些报刊记者、个别文史爱好者,到岜沙村调查了解敬献香樟树的情况,也找滚老支书了解当时的情况,但由于语言不通,时间仓促,翻译不到位,当时采伐香樟树时的具体情况都表达不够完整。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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