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平明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而对于一个人而言，读书使人明理，学习使人增智。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张锳对读书和教育的重要性则认识得更为深刻。

张锳祖上甚为显赫，其先祖张淮在明朝正德年间高中进士并官至河南按察使。此后，在明、清两朝，张家都有人在官府任职，给张氏家族留下了读书和出仕的传统。1793年，张锳出生了。然而，不幸的是，在张锳年幼之时，其父张廷琛即撒手西去，使得张锳的生活和求学之路陷入了困窘之中。张锳临终前曾回忆过这一段艰辛求学的历程：“予家世清白吏。及予少长，家益贫，自刻苦读书，厄于冻馁者，数矣！”然而，张锳的科举功名之路并不顺畅。1813年，年届20的张锳高中举人，此后，虽然竭尽全力且多次赴京参加会试，但均无功而返。因此，屡试不中的张锳只好暂时赋闲在家，晴耕雨读，以消时光。

但是，意外来了。这个意外就是从乾隆时期就沿袭下来六年一度的“大挑”。所谓的“大挑”，就是清朝为了给那些三次会试不中的举人一次晋升的机会，由吏部根据屡试不中的举子的形貌和应对来进行挑选，说白了就是看举子的颜值和口才来决定是否录用。如果是被吏部挑为一等，则可以放任知县，如果是二等，则一般可去官办的书院担任教职。张锳以高颜值和极佳的口才通过了大挑。道光六年（1826年），张锳以大挑知县赴黔，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清正廉洁、勤于政事、兴学育人著有治绩，升黎平知府。1841年署兴义府知府。

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担任兴义府知府开始，张锳坚持每天晚上派出两名衙门公差在街上巡逻。一名公差打着灯笼，一名公差则挑着桐油篓，看见哪家学子在深夜仍亮灯苦读，便驻足在学子门前，高呼：“府台给相公添油啰！”听到呼叫声的学子打开房门，拿出灯盏，公差便将学子的灯盏加满桐油。随后，差役会继续喊道：“府台祝相公用功读书，获取功名！”给深夜点灯苦读的学子加油，张锳一直坚持了14年，直到他在咸丰五年（1855年）迁任贵东道道尹为止。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说的“加油”这个词的来源。其原本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慢慢才演变成我们给他人或是自己鼓劲、鼓励或是助威之时的日常用语。

其实，给深夜读书的学子加油鼓劲，这只是张锳尊崇教育和为国育才的一个小小表现。在兴义府，为重教兴学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带头捐款扩建了府城的珠泉书院并大力兴办义学，以便能够为本辖区民众提供高水平大范围的优质教育；旧有的试院过于狭小和破旧，为满足本府学子考试所需，筹款白银三万余两兴建了可容纳千余人读书和应考所用的新试院。

当然了，张锳对本地学子的教育极为重视的同时，对本家后代子侄的教育也极为重视。他对其子侄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汝当力学，树功名。”他遍邀名师为其子侄授业解惑。比如，在张之洞4岁时，张锳就聘请了学养深厚的何养源先生作为张之洞的启蒙老师。张之洞开蒙结束之后便进入了兴义府学继续深造。张锳给张之洞以及其他孩子们请的业师均为当地名流士子，其中有一些老师有举人或是进士的功名在身，张之洞甚至还曾经向父亲的好友胡林翼请教过经世致用之学。张锳还“竭俸金购书十橱，置诸子学舍”，供学子阅读和学习。

如果说张锳14年如一日给深夜读书的学子们添加灯油是直接明了的“加油”的话，那么他给兴义府学子提供优良的读书环境和学习条件则可视为更为宏大和深远的“加油”，其功效更为长远，更为持久，更为强劲；而为整个国家带来更为强劲的教育动力，完成给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加油”的任务则由张之洞来完成。

武汉大学（原为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一角

1850年张之洞顺利取得原籍生员资格。1852年9月，张之洞参加顺天府乡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举人。1862年3月，张之洞赴京参加会试，仅仅被挑取位眷录第三名。但是，胸怀治国安邦大志的张之洞不满足于这种抄抄写写的文字工作，遂进入担任河南巡抚的族兄张之万的幕府，为其草拟各种奏章和文书，初步显示了其治国理政的才能。1863年3月，张之洞再次参加会试并在殿试中获得二甲第一名。殿试三天之后，慈禧太后看到了张之洞的试卷，对张之洞的文章大为赏识，遂将张之洞由二甲第一名拔擢为一甲第三名，即我们所熟知的“探花”。不久，张之洞又通过了翰林院庶吉士的选拔，以一等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成为翰林院编修。

1866年，张之洞被朝廷选任为浙江乡试副主考。作为副主考，张之洞可谓是殚精竭虑，他“勤于搜遗，乡试卷全阅，小试卷十阅其七，得人甚多”。被张之洞选中的举子当中，有后来做了两广总督的陶模，还有外交家袁昶、徐景澄以及著名学者孙诒让等人。1867年，张之洞又被任命为湖北学政，成为主管湖北一省教育的主官，承担着在湖北省内为国家培育和选拔人才的重任。甫一上任，张之洞向湖北的士子们发布文告说：“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在张之洞看来，作为一省学政，其不仅仅要考察学子们的文章，更要帮助学子们向圣贤们看齐，成为国家栋梁。1869年，在时任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的支持下，张之洞专门筹款在武昌火星堂文昌宫修建一所新的书院，初名文昌书院，后改名为经心书院，吸收了大批的湖北士子前来求学深造，为湖北的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73年9月，张之洞又被朝廷委任为四川学政。在四川学政任上，张之洞采用霹雳手段整顿了四川科场的糜烂风气，并用菩萨心肠在四川为国家培育和选拔人才。比如，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就是张之洞从四川绵竹挖掘出来的维新人才。在时任四川总督吴棠的支持下，张之洞为四川创办了尊经书院，并捐出自己的俸禄为书院购置四千卷图书以供学子阅读。不仅如此，为给四川学子指出正确的求学读书之道，张之洞专门撰写了《輶轩语》和《书目答问》，成为四川学子科举功名之路的实用指南，且已初步体现出其对西学的重视。后来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对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的政绩评价说：“先是川省僻处西贩，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骛，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指张之洞）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士……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1876年，张之洞结束了四川学政的任期，回京任职，结束了其10年的学官生涯。

从1877年到1881年，张之洞先后任教习庶吉士、国子监司业、左春坊中允、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无权无责的闲散官职，是所谓的清流派。张之洞巧妙地给慈禧留下了极佳的印象，并于1881年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随后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正式成为封疆大吏的一员。此后，张之洞有了更大的舞台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也能在更大的范围之内为教育的发展提出自己独特的解决之道。

张之洞到任山西巡抚之后，在整顿山西政务和经济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山西的教育事业，并创办了令德堂书院，为山西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当时洋务运动的背景下，张之洞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截至目前所办的教育培养出的只是一些通经学古的传统士子，但是洋务运动更需要的是精通西学之才。因此，在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之后，张之洞意识到，山西教育的发展方向甚至整个国家教育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中学和西学互为结合，而且必须加大力气去兴办西学。因此，1883年5月，张之洞在山西设立洋务局，并要求洋务局官员广为招募熟悉天文、算法、水法、格物、公法、兵械、船炮、矿务等洋务人才，及时购买各种洋务书籍，开办各种洋务课程以培养新式的洋务人才。可见，到任山西巡抚之后，张之洞很快就从京师的清流派变成了倡导西学的洋务派了。

清末，卢森堡专家在汉阳铁厂留影

但是，张之洞在山西并没有待太长时间，于1884年5月卸任山西巡抚而署理两广总督。此时，中法战争正在全面展开，清廷需要张之洞前往两广筹措海防并抗击法军。在抗击法国侵略的过程中，张之洞越来越认识到兴办洋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张之洞在1885年5月25日上呈朝廷的《筹议海防要策折》中提出了三条筹策：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而尤以储人才最为紧要。在张之洞看来，战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更是人才的较量，而人才的较量的本质则是教育的较量。因此，张之洞认为，培育更多的先进人才是兴办洋务运动的首要任务。1887年8月，张之洞向清廷上《创办水陆师学堂折》并获得清廷允准，随后不久，广东水陆师学堂正式创办，开设了各种西学课程。正是在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的过程中，张之洞开始形成其流传后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他要求学堂的学员“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习书史，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事，以适于用”。

1889年8月，清廷令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在湖广总督任上，张之洞大兴洋务，创办了诸多洋务企业，使两湖地区成为洋务事业的一个中心区域。张之洞在两湖地区兴办洋务的成功，使其更有实力和信心对本地的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两湖地区以至于整个中国培养出了更多熟悉中西学术的先进人才。1894年11月，清廷又令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张之洞坚定了国家必须“变通陈法”以自强的想法。1895年7月19日，张之洞向清廷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九条“中国安身立命之端”，其中涉及教育的主张有两个方面：广开新式学堂，多派留学生出国深造。1896年3月，张之洞卸任两江总督并返任湖广总督，遂在湖北又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并推动更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深造。

1898年7月24日，正当戊戌变法处于高潮时刻，张之洞向光绪帝呈上了自己从甲午战败之后就开始酝酿写作的《劝学篇》。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正式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会通中西，权衡新旧”，试图在中学和西学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既能博采西学之所长为我所用，又能守中国传统学术之精要以固其体，并劝导民众对中学和西学都要有更为清晰而准确的认知并全面系统学习之，以进而推动中国的全面发展。其实，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是在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刻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提出自己的变法强国方案，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氛围下，可谓是一种让各方都能满意的最佳方案。因此，光绪帝对《劝学篇》大为赞赏，认为张之洞“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一时间，世人争相阅读张之洞的《劝学篇》，以至于十日之间三易其版，前后刊印竟达二百万册之多。因此，凭借《劝学篇》，张之洞终于能够在更大的范围之内提出自己的教育报国的理想，唤起了读书人的忧患意识，劝导全国上下都要兴学育才。

自张锳从1841年开始给兴义府的学子们“加油”，再到张之洞于1898年写就《劝学篇》，张锳、张之洞父子二人重教兴学，并不断为中国教育注入新的内容，坚持为国育才，为国选才，为国举才，为国家的自强和求富培育了大批的各式人才，试图以教育强国，并最后完成他们各自的教育报国梦。因此，无论是“加油”还是“劝学”，张锳、张之洞父子二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和应对时代难题的解决方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