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是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的重要时期,推广良种和其他生物技术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张之洞等人的积极倡导,这一时期的湖北农业在引入西方农学、发展农业教育和传播农业知识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并对湖北农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发展农业教育
兴学育才,发展农业教育,这是张之洞全部洋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良近代湖北农业的长远角度来看,这要比直接引进陆地棉种,兴办丝茶的作用和意义更大一些。
中国是农业大国,但时至晚清,真正对近代农业科学有所研究者却很少,农学体系仍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农学上面。张之洞在引种美棉、兴办丝茶的过程中,有感于农学不精和新政人才的缺乏,于是,“设立农业学校以求精理,又立农业试验场以资实习,采集各处土质、各种棉花,加以化析之用,择其土地之宜,收成佳种,售之民间”(《谕折汇存》,《经济选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1896年2月,他在返回湖广本任后,开始把改良农业方面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兴学育才方面,各级农业学业堂在这一时期湖北兴办的各类实业学堂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张之洞认为:“查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育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奏议四十五)“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为此,他提出:
1.劝农学。凡有学生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并取得文凭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凡赴欧美学农业者,由于路远日久,给奖较优,自备资斧者更优。
晚清,传统农业模式下耕地场景
2.劝官绅。“查外国讲求农学者,以法美为优,然译本尚少。近年译出日本农务诸书数十种,明白易晓,且其土宜风俗与中国相近,可仿行者最多。其间即有转译西国农书,一切物性土宜之利弊、推广肥料之新法、劝导奖励之功效,皆备其中”(《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为此,应先将农学者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各州县,由农务总局将农书所载新法、本省宜种何物择要指出,各州县则“体察本地情形,劝谕绅董,依法试种”。每县设劝农局推广农学,凡农、果、桑、棉、林木、畜牧等,择其与本地相宜者种之、养之,推广得力者给予奖励。地方官不举办农政者,照溺职例参革。
3.导乡愚。先于省城设立农务学堂,选中学毕业者肄业其中并择地为试验场,先行考验实事,以备分发各县为教习。又将佳种新器和新式农具分发各地。“先则概不取价,有效则略取价值,务令极廉”(《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借以广开风气。其试办之法:“先其通用者,后其专门者。如讲求各种肥料,仿造各种风车水车,去害稼各虫,每年换种各物以助地力之类;先其易者,后其难者,如山乡劝种蕃薯洋芋水泽种苇,斥卤种稗之类;先其本轻者,后其费巨者,如种树先榆柳果实,后松杉;畜牧先鸡鸭牛羊,后骡马之类;先其保已有之利者,后其开未见之利者,如察病蚕,讲制茶,求棉种之类;先其获利速者,后其见效迟者,如种蒲桃取酒,种桐柏取油,种樟取脑为先,求蜂种,求鱼种为后。”(《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4.垦荒缓赋。各州县应体察本地情形,劝谕垦荒,将垦荒升科之期格外从缓。种杂粮至10石以上,种树至1000株以上,酌予奖赏。1898年春,张之洞在武昌东门外卓刀泉创办湖北农务学堂,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求种植畜牧之学,是为国内各省同类学校中开办最早者。其招生广告称:“照得富国之本耕农与工艺并重,近来泰西各国,农务最为兴盛,由于格致、理化之学日益精深,知地力之无尽藏,于辨土宜,察物性,广种植,厚培壅,诸事讲求,不遗余力……査湖北生齿较繁,兼之连年水旱,发收歉薄,民生困苦。本部堂蒿目时艰,凡有当务之学,莫不亟图倡导,劝农惠工,并为养民根本。”(《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一,公牍三十六)学堂初设农科,招生30名,教授化学、农机、植物与土壤诸课。翌年添招蚕科学生30名,增开算学、方言、电学、种植等课程。1902年,张之洞电邀江南农学总会负责人罗振玉来鄂,主持湖北农务局和农务学堂,聘请王国维任译授。1903年在武昌宝积庵购地迁建,新校舍内一切教学设施,均仿照日本农业学堂形式。除一栋二层教学楼外,另建有试验室、养蚕室、育种房及其他附属建筑。教室均为阶梯教室,光线充足。化学实验室则可以进行有机、无机和定量分析等各种实习。养蚕室设备更全部依照日本最新标准,室内温度可以人工控制调节,并陆续完成《桑蚕实修成绩》及《养蚕收蚕表》等实验结果,为后来的农桑试验及蚕丝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1906年农务学堂开设高等正科,更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分设农桑、畜牧、森林三科,仅农学课程就包括:农学、园艺学、农化、植物、养蚕、畜牧、水产、土壤、肥料、气象、农工、测量、物理、化学、农政等21门,设实习项目25种,学制四年,定学额120名,由普通中学堂及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升入。学堂并附农业小学堂和中等蚕业学堂各一所,形成从小学中学到专科完整的农业教学系统。张之洞在新校舍开学典礼的训词中,勉励师生“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并亲笔对联“凡民俊秀皆入学,天下大利必归农”刊刻于高等农学堂正门两侧。
江西蚕桑总学旧址(今朱德军官教育团纪念馆)。1895年,在湖广总督(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蔡金台等人于1896年率先在江西高安设办蚕桑学堂,为清中央政府批准的第一所农业学校
同期省内相继开办的新式农业学堂还有:湖北省官立蚕业学堂、汉阳府官立阳夏中等农业学堂、施南府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安陆府官立中学堂附设中等农业学堂,由农务学堂毕业生担任教习,开设农业气象、土壤、蚕体生理、植物病理、养蚕论、蚕业经济、蚕体病理、制丝法、制丝机械、工场管理法等课程。各级各类农业学堂的相继兴办,农业方面专门人才的不断培养,有利于改变封建士大夫“看重”农业而又轻视提高农业技术的传统心理,为近代湖北农业改良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张之洞被誉为“第一通晓学务的人”。继任鄂督赵尔巽鉴于张之洞兴学育才,“讲求种植,颇著成效”,于是亦致力于“筹款兴学业,合群策群力以谋之,而后能使新法普及于全国也”(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到1910年,湖北全省共有高等农业学堂1所,中等农业学堂6所,初等农业学堂40所,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共计48所,占全省实业学堂总数的71%以上。仅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就培养出各类农业专门人才200余人,对于近代湖北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传播近代农学思想
在农业科学技术和农学知识方面,张之洞主张大力引入,为我所用。1896年夏,张之洞获悉国际农学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随即电告驻德国钦差许景澄,就近代为搜取有关资料图说,并代选实用农书数种,寄鄂译刊。从1897年起,张之洞饬令全省各州县一律购阅上海出版的《农学报》。除发给两湖书院5份、经心书院2份外,凡中等以上州县均须订购10份,小县3份,要求各地官绅展转传观,细心考究,以储人才而兴地利。罗振玉主持编印的上海《农学报》是国内创办最早的农业报刊,主要刊载清政府关于农业方面的公文、各省农政和各地农事消息以及农学译述等内容,陆续翻译的近代西方农学著作有170种、文章770余篇,在传播西方农学、改变传统农业观念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0年,罗振玉受张之洞聘请前来武昌,出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翌年,罗在武昌创办《农学报》,积极提倡和宣传近代农学,力劝官绅广译、翻刻各种农学著作和农业文章。1907年末,农工商部奏准颁行农会简明章程,规定各省于省城设立农务总会,于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次第酌设分所。凡桑蚕、纺织、森林、畜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可酌量地方情形,随时条陈农工商部,次第兴办。翌年,湖北农务总会成立。“凡商会会员及平日在地方办理公益事务者,皆有加入农会资格。凡捐助会费至十元以上者,作为本会正式会员”,“纳入会费一元,常年会费二元,作为本会寻常会员”(《湖北农会报》第二期)。省农务总会成立后,曾召集各分会董事举办讲习所,研究农学大概,以便“传播新知识于农民,改良湖北农业”(《湖北农会报》十六期)。1910年,湖北农务总会创办《湖北农会报》,吕瑞廷任主编,以“研究农学,改良农业,补助农政”为宗旨,初为月刊,每月望日出版。从第7期起,改月刊为半月刊,第13期后又恢复为月刊,其发刊词曰:“我中国农业则发达最早,而农学则发达最迟,老生宿儒专重师说,沿尧溯舜,稽古为多,新知近闻,择焉盖寡。”该刊设图画、谕目、主张、论丛、章奏、文牍、讲演、译丛、报告、纪事、农话、问答、附录等栏目,专刊有中外农业历史、农业新书、世界农业情况和有关农业政策法规、农学问题、白话小说等。该刊第五期刊发的张四维《法国农业之感言》一文,慨叹中国重士轻农,农业苦窳。“为士者尊为座上宾,务农者嗤为田舍翁,鄙夷相视,无事研求,土质不分,学理不讲,进步不求,旧式不改,荒置之地,随地皆是,此农业之所以日形苦窳也。”(刘望龄《黑血·金鼓》)为此,作者极力主张“广开农业初等学堂,使富民入学,以增进农民之智识力”“多联络地方农业会,人皆入会,以增长农民之保护力”(刘望龄《黑血·金鼓》)。
农业教育的发展,农业知识和新品种的不断传播,推动着近代湖北农业从传统的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变,农业试验渐成风气。1902年,农务学堂移建武昌宝积庵后,附设农业试验场,内分农场、林场、桑园、水产场等各部门。1908年又另拨修堤后涸出的官地二千亩,扩大农务学堂的试验场地。有耕牛数十头,人工剥麻机、轧花机等农产加工机器和农具一应俱全,参考外国新法,试种五谷、棉麻、杂粮、果木、花卉、蔬菜等,并作出大量实际记录,奠定了湖北农业学堂进行各种专门试验的科学基础。
华中农业大学校园一角,其前身是清朝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
三、开展农情调查
湖北是清末各省中派出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张之洞在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同时,为了学习欧美先进农业技术、解决兴办农业学堂所面临的师资问题,先后聘用美国、日本农学教习15人,来鄂教授农桑知识,培养中国农业人才。同时,派员陪同前往近省各州县,考察农情,辨别土宜,依据西方农学原理,对改良湖北的农业提出看法和建议。
1897年来,张之洞委托美国农学教习白雷耳,由湖北候补知府、农务学堂提调汪凤瀛陪同,前往大冶、武昌等地进行农情考察。白氏考察完毕,向张之洞呈送了一份包括15点内容的报告,他首先赞许了所见梯田的整齐、农民的勤劳和蓄肥的积极有效:“此次所见山田居多,农民能将山坡开平叠作数盘,至十数盘,耕而为田,远望甚为齐整。”(《农学报》第十六期,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接着,他对耕种方法、造林防洪及农田排灌,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白雷耳认为:“沿途偶见民间种有桃、李、杏、梨、枣、白果等树,均可备食品,获利息,而种者甚稀,甘置美利于不求,殊为可惜。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农学报》第十六期,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关于植棉,虽然引种了美国棉种,但农户“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农学报》第十六期,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故建议仿效英美之严格选种,开沟排水,多堆灰以去冷去酸。
华中农业大学校“张之洞”班(智慧农业)遴选宣讲现场
造林防洪是改善湖北水利条件的重要环节。由于清前中期长江、汉水上游山地的大面积垦辟,特别是荆襄流民滥砍乱伐的掠夺式经营,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下游河湖湮塞,河床高抬,一遇洪水,官私堤障尽溃。就此问题,白雷耳指出,在山区所见不过杂树数种,且其稀少,仅可作柴薪之用,毫无价值。他建议多种经济林木,一以成材取利,二可以防洪。欧洲各国已年拨巨款植树造林,湖北连年水患,更应力劝民间仿效实行。
继白雷耳后,农务学堂日本教习美代清彦受端方委托,于1902年冬前往鄂西北农村进行考察。美代清彦首先对鄂西北五种主要农作物,即棉花、烟草、稻米、胡麻及大豆的单产和产值进行了统计分析。他认为,鄂西北棉花因农家不讲求选种,且播种过早,缺乏灌溉施肥,故棉品仍逊于美棉,虽较日本棉花为优,而产量却不及日本,一般亩产仅有二三十斤。因此,他建议研究肥料成分,增加肥力。关于讲求植棉方法,尤其是精耕细作与农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美代清彦指出:从沙洋至潜江是“本区内最精于农业之地区”,且又以产棉为大宗。“故农舍颇佳”(美代清彦《鄂省西北农业视察记》)。其次,他就选种、灌溉与耕种方法提出了批评和改进的方法。美代清彦最后建议:(一)设置劝农委员,每州县三至五名,奉省农务局及州县之命,负责地方劝农工作,每年由省农务局召集劝农会一次;(二)设立农务分局三处,分别赋予专门任务,其中沙市、襄阳两个分局专门主持棉花、稻谷、灌溉和果树林木的试验推广与奖励事宜,荆门州分局则专司畜牧之事。
白雷耳和美代清彦的报告及建议,对于张之洞及其后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农林为至要之图,将来各地方必陆续筹办,仅省城一处苗圃实不足各县之取求,故既拟于各府设农林筹办所,即宜于各府设苗圃各一处”(吴剑杰《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至宣统末年,全省共设立林场6处,植树219万余棵,为全省林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末的湖北农业依然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个体农户的手工劳动和种植方法仍未有明显的改变。但随着西方农学思想的传播和生物技术的引进,在连年水患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湖北农业生产力水平仍有缓慢的增长。张之洞等人开创的农业改良和农业教育事业,对于湖北农业后来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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