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海亮

一口气读完陈昌旭的《张锳“添灯油劝学”的文化价值》（《文史天地》2024年01期），始知“加油文化”发端于贵州兴义知府张锳，且并不止于张之洞的重学兴教，而是胸怀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看几辈能挽河山”的信念，身体力行、踔厉奋发为国育才的影响、引领、孵化和薪火相传、不断壮大，并在时间纵坐标上影响了中华民族命运的育才救国文化现象。

张锳是“加油文化”的“开先河者”，那么张之洞、鹿传霖、刘官礼等无疑是第二代传承人，严修（1860—1929年，字范孙），则属于第三代传承人的重要一员。

张之洞之于严修乃师伯身份，其师张佩纶乃张之洞“清流派”中交往甚笃的小弟。1894年，严修经张之洞、李端棻向上保举，赴贵州担任学政。

在贵州期间，严修秉承“加油”精神和理念，勤力视学、积极开办书局、改革书院，革新考试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开启了贵州近现代化教育改革。这才有了后来的经世学堂、笔山书院强大的教学团队及后来走出的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为民国光复，护国、护法战争，北伐北上，以至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一、勤力巡历两试

学政是清代地方文化教育行政官，相当于主持一省学务、考务的钦差。作为贵州学政，严修任上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按期巡历各地的岁试、科试。在贵州三年，他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视学付出了巨大心血。

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主持岁、科两试要将境内13个考棚分别巡视一次，个中辛苦不言而喻。但严修不畏艰难险阻，巡历期间，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哪怕是春节也在跋山涉水，决不因个人原因影响各地的考试安排。以岁试为例（见《蟫香馆使黔日记》），1895年2月，严修在安顺府主持第一站的岁试。之后，他巡视了兴义、大定、遵义、平越、镇远、石阡、思南、铜仁、思州、黎平、都匀等府州县，对各地士子进行了考察。到了年底，他照样忙碌。除夕一早，不到七时便起了床，因为当天将举行思南棚安化、印江、务川三属岁考文童面试。点名、扫场、发榜，整日无暇。到了晚上，开始阅卷，一连数小时，几近凌晨，前后看了考卷81本（务川生卷25本，印江生卷56本）。大年初一，又是凌晨五时起身，先是拜阙，后是见书差、巡捕等人。一番迎来送往后，已过九时。匆匆吃了早饭，接着阅卷。中午实在倦不可支，才睡了一阵。晚上，继续阅卷，阅了安化生卷16本。

类似的夜以继日、焚膏继晷，在严修视学期间可谓常态。且不说旅途颠簸、期限紧迫已让他神气索然、体气羸弱，每到一地还要拟定试题、批阅考卷，接见地方学官、士子，处理学务方面的诉讼，所有事务无不费时劳神。但严修或“终日或批牍、或判稿、或酬对、或校阅，神为之扰”；或“就枕数次，因事屡起，遂不能成寐，坐以待点名”；或“就枕手书一卷，移烛枕旁，未终叶而睡已熟”。劳累之重、奉公之勤，可想而知。

二、革新学古书院

清末，国门洞开，内忧外患，急需匡时济世之才。为了让境内士子接受新知、开拓视野，严修同先贤张锳一样，在书院的建设上不遗余力。

据陈昌旭《张锳“添灯油劝学”的文化价值》介绍，1881年至1884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其创办令德堂，以经史、考据、词章等为主要课程，增设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等课程，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培养了一批能够解决时局危机的人才。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完成了古代书院向新式学堂的办学转制，培养了一批通晓近代知识的人才。

民国时期的山西大学堂，其前身为张之洞创办的令德堂书院。谷如墉、田应磺、张友桐、董化时等都是令德堂早年之毕业生

受张之洞的影响，1896年，严修在部分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下，着手对贵阳学古书院进行改革。经过半年多改造，学古书院正式开学。他从贵州各县选调了40名士子入院，实行分斋授课。在课程设置上，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的经史，另一方面增设了算学、洋文等课程。这样，既能弘扬传统文化，又能讲贯西学新知。在师资延揽方面，严修邀请贵州的经世名儒雷廷珍担任书院的山长，聘请精于西学的郭中广出任监院。其间，他还致函贵阳知府李祖章、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他们为书院举荐人才。在算学教员没有到院前，他亲自兼任算学教习。在考核管理方面，书院扩大了参加考课者范围，不再受本城外府限制，对于通晓几何、代数的士子从优补给。贵州从此有了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教育机构。

其中，严修对算学的推广尤其重视。在革新书院时，已经增设了算学课程。在选拔考试中，他也增加算学题目。如，“良田五十亩，瘠田八十亩，岁收粟一百四十石。良田八十亩，瘠田五十亩，岁收粟百八十五石。问二色田每亩岁收粟各若干。”“勾七十二尺，弦和较五十四尺，求勾股弦。”“战兵六千，守兵九千，月饷三万一千五百两；战兵八千，守兵七千，月薪三万四千五百两，问战、守兵每名月各若干。”这样的题目在今天不足为奇，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称严修是开贵州数学教育之先河的先驱也不为过。

严修倡导于前，各府州县响应于后，风气所及，黔中各地生员研习算学者日渐增多。1895年2月，严修主持安顺岁试时，无一人报考算学。1897年2月，严修再到安顺主持科试时，已有8名士子报考。经严修革新后的学古书院，在其视学期间，前后举行了9次算学月课，有358名士子参加算学考试，有近三分之二的士子获一等、特等或超等成绩。考生黄禄贞，“尝以己意造正弦表，绘自行车图，又以纸为地球，界画如法，其于格致之学性尤近也”。这类多才多艺的士子，深得严修赏识。严修离任后，时人评价他在推广算学方面的贡献，称其“创设算课，捐廉重奖，以开风气”，“黔士通代数微积者，至今遂彬彬焉”。由于严修重经史，又重新学，一时间，长于传统学问的儒雅敦朴之士，也花时间、精力勤学西方科学文化，一批博古通今的新式人才在贵州应运而生。

严修离任后不久，贵州巡抚王毓藻因势利导，将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继续“内探圣经之要秘，外观中外之事机”。贵州士子于中学西学，更有“日进之机”。对于严修的首创之功，王毓藻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毫不掩饰，称其“时与住院生于词章帖括之外，讲贯西学，孜孜不倦，士意翕然”。

三、开设官办书局

到贵州上任前后，严修经过调查，深感地瘠民贫的贵州“士无恒产，家鲜藏书，闻见不宏，志局亦陋”。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他萌生了创办官书局的念头。

此前，严修赴任途中，曾遇贵州镇远籍新翰林谭启端。交流时，谭启端说：“黔省宜设书局，运各省局本，如天津例。由海入江，道常德，常德至镇远，一水可达。到镇远，再易驮扛，每驮可载两箱。但使当道肯为，固无患其难致也。”这个建议引起了他的重视，抵达贵州后便开始筹办书局。

不久，严修向贵州巡抚嵩崑递交了“咨请贵州巡抚设立官书局文”。嵩崑表示同意，并大力支持，即援照成案向朝廷奏请举办官书局。随后，严修与贵阳知府文仲瀛一起积极为书局选址，并完成了书局章程的制订。在书局章程中，他对书局的地址选择、经费筹措、管理人员、书籍流通、书价确定等方方面面都作了明确规定，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办书局，最关键的是资金。当时，“酌筹经费，每年约三四千金”。严修率先垂范，捐廉千金作为书局的底金，以后又多次捐献。值得一提的是，严修在贵州时常常慷慨帮扶士子、奖掖后学，加上乐善好施、疏于计划，以至于堂堂学政卸任之后还要大举外债。黔省士子所撰的《去思碑》记载：“甲午仲冬，津门严范孙太史奉命督学是邦，下车之始，即教弟子以读书之法……考其勤惰，课其殿最，奖以书资，给以膏火。更复捐廉，购各种书籍于资善堂而以贱价售之，士虽贫如黔娄，亦得手置一编。”他的学生兼同事陈宝泉说：“（严修）捐廉购沪、楚书籍运黔，照原价发售，捐资垫付运费数万金，贵州新学之萌芽自兹始。”与他交谊至笃的徐世昌回忆：“其之官也，不携眷属……振兴文教，培植人才，竭尽心力。清俸所余，皆出以济其用。清风两袖，飘然而归。”可知，严修虽贵为学政，俸禄不少，但收入所得相当一部分用在了改进贵州教育上。

除了捐廉捐款，严修还为书局拟定章程、延聘董事、采购图书等，有条不紊，如火如荼。鉴于书局书少价昂，“寒士仍不免观望”，他又主持翻刻实用书籍。其间，书局翻刻了《西学书目表》《提要总序》《算法须知》《代数术》《代数启蒙》等多种书籍，广大士子受益良多。

贵州官书局的开办，开了中国近代读书馆之先河。该书局集图书购运、刊刻、印刷、销售于一体，对贵州士子接触新学、增长见识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堪称贵州连通外界的一扇窗口。

四、革除科举流弊

晚清时期，贵州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科举考试已经流弊甚多，如冒籍、顶替、贿赂、带石子、买座子等。严修自己也是通过科举入仕，对科举中的不正之风一清二楚。因此，上任之后，他便大刀阔斧地革除考试恶习。

为了选出真才实学又诚实守信之才，而不让那些才疏学浅却弄虚作假者得逞，严修多管齐下：对于随行人员，严格监管；发现窜号考生，逐出考场；变更出题范围，以防夹带；严查勒索行为，绝不姑息……对于最为严重的流弊——替考，更是严惩不贷。据《蟫香馆使黔日记》记载，在严厉处分作弊考生和连带人员的同时，对那些揭发作弊的考生和其他人员则给予重奖，奖励还有明确的标准：“发赏格牌，扭送枪手、枪架及招摇撞骗者，皆赏银拾两。文生则提一等，廪保攻出（举报）枪替亦提一等，童生攻出枪替奖银伍两，并准先作佾生。应得奖银者，届时牌示日期，不出三日，当堂给领。”

严修言出必行，雷厉风行。如在遵义府考棚主持考试时，“绥阳文童刘仕霖攻出枪手一名，冒李光昌之名入。讯系川人何姓，供出随同作线之柯姓，同居元兴店。当令武巡捕带同差役二名掩拿。……傍午奖刘仕霖五两，当堂给领，再三逊谢，乃拜而受。两舍之跂踵而观，色为动也”。同时，“将保枪之廪生简干城斥革，叶瑞春革廪……刘仕霖准先作佾生（指考秀才虽未入闱但成绩尚好者）”。此外，“凡叶、简所保童生，如有挑覆，逐名换保，方许面试”，以及“严拿枪架柯姓，并缉余党”。这样奖罚当场兑现的场面，几乎在各个考棚都有发生，一时在士林传为美谈。

当然，科场纪律松懈、徇私舞弊是长期以来科举取士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顽疾”。严修的举措再多再好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考风、学风问题，但“防弊固考政所宜先”是其作为学政的职责所在。事实上，各种剔除积弊的举措得以实行，终究是弘扬了正气，振奋了考生，对于选出“朴雅之才”而罢黜“浮华之士”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严修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思想贯彻于书院改革，也落实在选拔考试上。除了按照清制以四书文、试帖诗等为出题范围，他特意增加时政方面的题目。如1895年12月，严修在思南棚主持考试，其中，安化的题目是“宫之奇谏”，印江的题目是“管仲得君”，务川的题目是“子产听郑国之政”。他所拟的题目还有“同治中兴名臣赞”“问自唐至明兵制得失”“学者不可不通世务论”“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论”，以及“论洋务”“自强策”等。严修还将是否知时务、熟洋务、懂算学等列为生员选拔的标准，以及大力提倡士子阅读维新变法的报刊，甚至通饬各学劝谕诸生购阅当时最有影响的、鼓吹维新的《时务报》，把阅读该报作为一项规定。从中可知，严修是在有意引导贵州士子关心时事，体察国艰。

1897年是严修在贵州履职的最后一年。此前，岁试、科试先后完成，官书局的经营、学古书院的改革等，也都成效可观。很快，他就可以大功告成向光绪皇帝交差。可他急于呼吁清廷大力培养、选拔匡时济世之才，以至于就在卸任前，向光绪皇帝上了震惊朝野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严修说的“经济专科”，不是今天所谓的“经济学”，而是以“经济”为名设立专科，选拔各类人才，如周知全国各地经济社会状况者，熟悉中外交涉事件者，懂得算学律学者，了解制造技术者，堪为外交使节者，擅长测绘者，等等。在奏折中，他对录取名额、考试周期、推荐保送制度、赴考旅费等提出了具体建议。奏折呈递后，光绪皇帝指示总理衙门会同礼部进行讨论。1898年初，晚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设立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六门科目，于科举制之外通过专业考试录用各类实用人才。

为了解当时世界先进教育经验，严修一生多次出国考察，遍走欧美、日本。图为严修（前排右三）在欧洲

严修贵州视学三年，做了一系列改革，使贵州的教育面貌大为改观，直接或间接受益于改革的士子不计其数。其中，唐桂馨、钟昌祚、刘显世、刘显潜、刘显治、张寿龄、熊范舆等人，后来都是近代贵州政界、军界、商界等领域的知名人物。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士子在严修“教育兴国”的思想影响下，日后积极从事教育工作，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如周恭寿筹建了贵阳官立两等小学堂10所，顾定基、徐天叙等创办了时敏小学，黄禄贞创办了算学馆、达德学校等。

严修卸任后，黔省人士在表彰他的功德时，称其“以经师而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显然，严修是受之无愧的。他的学政任期虽然不长，但他在边远之地秉持“重教兴学、为国育才、以文化人”的理念，倡导新学，培植人才，转移士风，为“加油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