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仕兵

“郡之有志，所以表贤敦俗，佐治兴文，考沿革，正疆域，辨险要，察风土，论政教，励官常，详典章，以备掌故者也。兴郡，南界粤，西界滇，盘江环郡，万山凌云，汉苗杂处，为黔省西南要郡，尤不可以不详志……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朔日，钦加升衔军功道衔前护贵西兵备道，兴义府知府南皮张锳谨序于郡署欲寡过轩。”这段话出自时任兴义知府张锳为咸丰四年（1854年）版《兴义府志》所写的书序中。短短几句，我们可以得知该方志所具备的重要功能及纂修兴义府志的必要性，了解兴义府所处地理位置，获悉张锳的籍贯、职位以及其作序的时间、地点，特别是知道了其书斋号——欲寡过轩。关于张锳“添加灯油劝学”的历史典故及功绩，前辈学人已多有解读，笔者本着“不贤者识其小”的角度，试着从这一间小小的“欲寡过轩”探寻“加油知府”张锳的修身之道。

一

从古至今，书斋一直是读书人神交贤哲的心灵家园。对于读书人来说，书斋号不仅仅是一个书房名称，它更是主人的人生信仰所在，往往富有诗意且寓意深刻。如“诗豪”刘禹锡将自己的居室和书房命名为“陋室”，并专门写下一篇脍炙人口的《陋室铭》，将自己的“陋室”与三国时诸葛亮的“茅庐”和西汉文学家扬雄的“玄亭”相提并论，将其高洁傲岸的情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展露无遗。近代著名学人梁启超，取《庄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之义，意喻自己忧国忧民之“热”，饮冰方能“消暑”，将自己书斋命名为“饮冰室”，并将其著作辑为《饮冰室合集》。

张锳为学修身、勤政清廉、为国安民的思想根源，毫无疑问来自于其深厚的儒学学养，正所谓“家世以儒学显”，“公在我郡，则用士民以为守；在贵东督军，则用士民以为战，盖终始皆出于儒家之学”（宋杰《遗爱祠碑记》）。其书斋号取名“欲寡过轩”更是其“终始皆出于儒家之学”的例证。“欲寡过”出自《论语·宪问》篇，原文是：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蘧伯玉是卫献公时期的贤大夫，孔子的挚友，孔子周游列国时曾两次居住在蘧伯玉家。蘧伯玉派出使者来拜访孔子，孔子请使者坐下，问道：“蘧老先生最近在做什么？”使者回答：“他老人家想减少过失，却还没有做到。”使者退出后，孔子赞叹说：“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使者“欲寡其过而未能”一句答得非常精彩，可见其善于应对，既用谦虚、得体的语言赞美了蘧伯玉，又向孔子传递了蘧伯玉勇于迁善改过、精进不懈、知人善任、止于至善的形象。而孔子两言“使乎！使乎！”既是对使者说话高妙的高度认可，也是对蘧伯玉德业日进的君子作风的认可。孔子本身就是以改过来不断提升自己的人，《论语·述而》篇载其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迁善改过是儒家进德修身的入手工夫，善改过者不仅贵在知过、改过，还贵在改其过而不自诩为能改其过；因为在善改过者看来，凡立身处世不能尽善尽美就是过，其知过、改过是修己安人的应尽之分，无可夸耀。在《论语》中，孔子告诫弟子“过则勿惮改”，赞许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其“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句，更是道出了孔子不断向上向善、不断超越自己的“上达”境界。过有两种含义：一是无心之失，一是立身处世未能尽善尽美。善于知过、改过之人，是要求克己修身、责己以周、尽己尽份、德业精进、谦虚谨慎、清廉耿介、诚敬勤勉、致力于修齐治平、不断超越的人；“欲寡其过而未能”的反面，则是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小有成就就骄傲自满，甚至是文过饰非，将过发展为错、为恶。

二

张锳作为传统士大夫，四书五经是其必读书，他深得“欲寡其过而未能”的修身真谛，将书斋命名为“欲寡过轩”，用以时时提醒自己立身处世要“寡过”，同时也向人们透显了他“欲寡其过”的人生志向。君子“检身若不及”，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注重修身的民族，《大学》将读书人的人生规模定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明确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孟子》继承这一思想，旗帜鲜明地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张锳好友胡林翼家传《弟子箴言》中亦有言：“身者，家国天下之本也，完得此身分量，只靠着一‘修’字；心者，身之所主也，全得此心本体，只靠着一‘正’字。心正则身正，身正则家国天下无不正矣。”张锳深明为官修身以德对治境安民的重要性，继承和发展了“欲寡过”的修身传统，于身严以律己、清廉自持；于家绍续家风、不违母教、倾心教养子侄；于国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用实际行动为“欲寡过”做了生动诠释。

张锳以上三代皆为知县官，都以清廉闻名，其在黔任州县官三十余年，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家风，所谓“在官三十年，而家常贫”。并以此家风教导子侄，张锳次子张之清在《中宪大夫署贵州贵东兵备道又甫府君行状》（以下简称《行状》）中描述说：“予家世清白吏，及予少长，家益贫，自刻苦读书，厄于冻馁者数矣。尝寄京师侍讲学士彭公，后无意见予文字，亟赏叹予、馆予、幸舍而私予。予为食饥驱，走河南北、江河海峤间者十三年。予惧汝辈藉席余荫，不知汝父遭遇之艰难也。”又说：“汝辈当力学问、树功名，慎勿为田舍翁所为，予之所深恶也。”张锳四子张之洞更是将其父清廉自持的家风发扬光大，无论是任学官清流，还是督抚一方，抑或是入参军机，其身系朝局疆寄之重凡四十年，皆勤奋做事，干练务实，锐意进取，清廉无私，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真正做到了其所言的：“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

张锳早岁丧父，家境窘迫，“久处田间”，“习知民间疾苦事”，由继母苏太恭人“苦节抚育”成人。他努力上进，“食贫力学”，勤奋攻读，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时考中举人。后因六次会试不第，参加大挑试，列为一等，被任用为贵州安化知县。在清代文学家姚柬之《伯山文集》中有文《张母苏恭人寿序》记，张锳继母苏太恭人“治身严肃，节义凛然，老而神明不衰，其训子之诫有士大夫之所不及者”。张锳得官将赴任时，苏太恭人诲之曰：“尔做官当常忆，不做官时要做人。”张锳做官后，数次想迎养苏太恭人，均被其严词拒绝并告诉张锳：“迎养长途之资，只能供其一人美味，不如用来接济戚族。”张锳晋同知时又欲尽孝迎养，苏太恭人生气道：“尔召封天子论，尔安苗戢蠢，岂可苟安？负君即负亲，尔速往。”张锳擢知府，再入觐，再省亲，再请迎养。苏太恭人告之，曰：“吾虽近七十，甚强健，且邀旌与荷、褒封诸子俱成立，有孙八人、孙女六人，可慰吾生平之甘苦。尔职至郡守，当思为百姓造福，循分尽职四字即不易……”张锳欲侍奉继母，以报教养之恩，故数次欲迎养，其母则以大义晓之，告诉他辜负国家就是辜负父母，要“为百姓造福，循分尽职”，将其孝心引升到立身行道的高度，与《孝经》所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理念若合符节，实在令人敬佩。张锳也不负母望，“历任清、平、安、贵筑、威宁、古州诸厅州县，皆以治行称。所称者：一廉，二善听讼，三治盗，四义仓，五兴书院”（《张公遗爱祠碑记》）。张锳由知县升任古州同知时，因政绩突出，道光帝“伟公局度，嘉公治状，特赐独对”。在当时，知县同知被皇帝召见，是非常罕见的，可见张锳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三

后因治理显著，张锳被擢升为兴义知府（所辖为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带），尝署黎平府、遵义府及贵西道，加升衔留任，戴花翎，最后擢贵东道，终因积劳成疾，沉疴不起，于咸丰六年（1856年）七月卒于军中。张之洞听闻父亲在军中去世的消息，作《铜鼓歌》一首。该诗在阐述贵州兴义府风土民情的同时，阐述了自咸丰四年以来，张锳坚守兴义府城事，并以“剖符领郡三十载，不蓄长物甘萧条”总结张锳的一生。同时告诫后世子孙:“此诗述德因爱物，子孙永宝当不佻。藏之宗祐无忘在莒事，亦知乃祖乃父于国宣勤劳。”

张锳出身清寒，颇知民间疾苦和政治流弊。故其为官勤政，廉洁奉公，时时以治境安民为己任，与胡林翼、鹿丕宗并称“贵州三贤吏”。尤可称道的是他先后在兴义府任知府的14年，励精图治，重农劝商，大兴文教，是其30年从政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为除水患、复名胜，先后培修了招堤，植柳种荷，建半山亭和省耕亭，时年17岁的张之洞曾写诗记录这政通人和、与民同乐的情景：“曾入花村路，披图记省耕。使君骑马看，父老荷锄迎……尚说丰年乐，难忘长吏清。劝农诗尚在，好句和渊明。”而后以“城陷即自焚”的决心引领士民守住兴义府城；为砥砺读书人的气节而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墓”；为发展商贸而开辟府城同广西的驿道，使兴义府“远通羊城，近达象郡，贾商辐辏，货物骈臻”；为倡兴教育而改建珠泉书院、广兴义学，其14年如一日为读书人添灯油的义举，更是让兴义府学风兴盛，人才涌现，其任职期间读书人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的有官至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被民间称为“旷古未有”；为择优选才，满足生员的考试需要而倡修可容纳千余人读书考试的兴义府试院，新建房舍209间，《兴义府志》记载：“试院规模宏阔，甲天下。”现为贵州省唯一保护完整的科举考试场所；为以文化人，他将纂修《兴义府志》作为任期大事，发动各州县士子名人广征资料，查阅藏书上万卷，采访父老数百人，“更易十数番之手稿”，遂将74卷、100余万字的《兴义府志》纂修完成，同时捐出俸银2000两付印成册。《兴义府志》的修成，为赓续盘江文脉、查询兴义府的风土人情，提供了丰富详实的依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兴义府志》是“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的一部方志。张锳在万山凌云的西南要郡，做出如此多“生令人敬，没令人思”的功绩，这在吏治腐败的晚清政坛中，尤显可贵！

四

纵观张锳的一生，真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一生！他早年努力上进，即使中举后六次会试不中，依然没有怨天尤人而放弃；任官后，“不卑小职”，每到一任，必“守正笃行，久久为功”，力期造福一方。所以，他取“欲寡过轩”为书斋名，时时鞭策自己，绝不是“得过且过”的躺平不想为，不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不敢为，也不是不思进取、庸庸碌碌的不能为。恰恰相反，他的“欲寡其过而未能”，是为官勤政爱民的积极有为，是敬戒有慎、保持敬畏的不妄为，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自我警醒，是“吾日三省吾身”“反求诸己”的道德自觉，更是一种坚守正道、不失方向的初心信念。正如《张锳“添灯油劝学”的文化价值》一文所言：“事实上，张锳、张之洞父子围绕‘问几辈能挽河山’进行的60多年接力实践，就是‘守正’‘笃行’‘久久为功’的具体表现。他们接续重教兴学、为国育才、以文化人，就是‘守正’。他们接续建试院、修书院、开义学、办学堂，强实业、修铁路、建城市、练新军，奋发图强，就是‘笃行’。他们接续奋斗、多年不歇，并不断激励后人、影响后人，就是‘久久为功’。”

常怀“欲寡其过而未能”的自律之心，时时检点自己，督促自己，无疑是立身处世的宝贵经验，是践行大道、迈向光明的正途。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要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要达到总书记要求的这种人生境界，就要学习张锳“欲寡其过而未能”的修身工夫，自觉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从而像张锳一样，实现从“独善其身”到“修己以安百姓”的高尚境界。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