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对贵阳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座被“折耳根”护体的城市正经历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然翻开历史记载，与“病毒”“传染病”作斗争，贵阳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新中国成立前，贵州境内的烈性、急性传染病发病率极高，并时有暴发流行，严重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在农村，每到疟疾流行的季节，重病区里村寨难见炊烟起，家家都有卧床人。“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这首民谣就是贵州农村无医无药的真实写照。由于疟疾（瘴疠）流行严重，贵州被世人称为“瘴疠之区”。

除疟疾以外，其他疾病的流行也十分严重。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贵阳霍乱流行，发病1252人，死亡630人，病死率高达50.32%。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月至9月，贵阳市、玉屏、平坝等30个县暴发疫病，霍乱流行，发病者多达2793人，死亡863人，死亡率超过30%。在当年贵州临时参议会第六次大会的记录中，有一段关于疫病情况的记载：“霍乱、疟疾在本省向颇流行。麻风霍乱并未发现，唯疟疾则危害甚大，东南与北部各地流行甚剧，而以东南为最，流行区域共达27县，总人口共有250万人，而传染者竟达30%，约计75万人，并有相当人数传染恶性疟疾，故死亡率颇高，每10人中即可死亡1人。”在疫病的危害下，人民健康水平十分低下，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解放前夕，贵州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仅有34岁，婴儿死亡率竟高达20.3%，在贞丰等地流传着“只见娘怀胎、不见儿上街”的悲惨民谣。

而此期间，贵阳市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并未得到政府切实的重视，经费不足，人员短缺，传染病防治工作一直处在被动的状态。疫情暴发后，无法主动地控制传染源并采取防疫措施，只能等待病人求医上门后才予以诊治和消毒隔离。同时，医务部门也无法切实加强环境卫生的管理水平，对饮用水进行消毒，灭蚊灭蝇等，因此对一些消化道传染病的蔓延无能为力。在免疫工作上，除了进行过几次牛痘种植、霍乱疫苗注射外，没有开展过对其他传染病特别是一些烈性传染病的预防接种工作，以致一旦疫情暴发，难以控制。民国27年（1938年），贵阳建立了卫生事务所，明确公共卫生防疫工作由市卫生事务所进行管理，但其下属并无专门的防病机构。民国30年（1941年），贵阳市设立卫生局，才有了公共防疫工作专管部门。

市卫生防疫站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把发展人民卫生事业，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1950年8月，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

1952年底全国第二届卫生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为卫生工作方针之一。贵阳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卫生工作方针，结合贵阳市的实际情况，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预防疾病。

为搞好城市公共卫生，改善市容市貌，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即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组织专业队与群众卫生运动相结合，清理和运出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7万多吨，保护环境和水源，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流行。1950年5月，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后，广泛发动群众，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搞环境卫生、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同年10月成立垃圾清运大队，配备板车60部、汽车4辆，专门运送垃圾，市卫生局又发出“不带粪兜的马车不准上街”的公告。并于1958年、1959年开展以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大量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被杀灭，清除大量的垃圾和污泥，整修疏通沟渠，新建和改建厕所，环境卫生得到明显改善。

为提高市民免疫力，控制病发率、死亡率，完成预防接种任务工作，减少传染病发生概率成为防病工作的重点。死亡率高居不下的霍乱病是贵阳市人民政府特别重视的传染病之一。1950年至1957年间，平均每年注射霍乱疫苗25万至35万人次，以后每年注射人次为8万人左右。1982年遵义霍乱暴发流行，贵阳市有2人经遵义霍乱疫区感染后回筑发病，花溪区湖潮乡磊庄村一村民未到过霍乱疫区患病，这3例均经过病原学检验证实。为了防止霍乱疫情蔓延扩散，确保贵阳安全，市人民政府进行紧急动员，组织363人的防治队伍，设立12个交通检疫站，24小时值班，对来自疫区的车辆、人员进行严格检疫，共检查2075列火车、5411辆汽车，消毒汽车1216辆，受检人员1.6万余人，对其中的4120人进行预防服药，及时阻断了疫情传播。

1953年10月经过普查，贵阳市发现10例麻风病患者，送毕节撒拉溪医院住院隔离治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贵阳市防治麻风病的开始。1956年我市在修文县六桶乡建立了麻风村（后改为硝厂医院），收治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中的麻风病人，实行封闭式治疗管理。1958年曾在贵阳市当时的辖县清镇、惠水、修文、开阳县建立了4个麻风村，收治麻风病患者。1983年至1985年贵阳市贯彻全国麻防工作会议精神，开始实行开放式社会治疗，建立和完善市、区、乡（包括街道）麻风病防治网络。1983年由区卫生防疫站各抽调2人，乡镇卫生院各抽调1人，组成39人的麻防专业队，举办学习班，先到毕节撒拉溪麻风病院学习三个月，然后对贵阳市5个区、68个乡镇（包括街道）、633个村（含居委会）调查，并抽样调查397个村共148641人，查出现症麻风病患者137人，并进行全面治疗。两年间的麻风病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治，掌握了贵阳市麻风病人的分布及归宿状况，为1998年在贵阳市消灭麻风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我们把目光从当下移向历史的长河，会蓦然发现，传染病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雅典大瘟疫摧毁了辉煌的城邦文明，中世纪的黑死病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发展，1918年的大流感为“一战”画上了休止符……曾经，与数种病源、历次疫情的斗争使得贵阳市的卫生防疫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当下，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人们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无数平凡力量正汇聚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相信过不了多少时日，爽爽贵阳城便会在暖暖贵阳人的共同守护下再现城市鲜活力与市井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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