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志强

“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李大钊的平常生活形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他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

生活俭朴，自奉俭约

李大钊的工资十分高，据北京李大钊故居所展示的“1919年1月及2月北大教员薪金底册”档案显示：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收入为每个月120元。此后他还担任女子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等大学教授，若再加上稿费及演讲费，月收入最高时接近300元。这笔收入在当时是相当高的。依靠如此高薪，李大钊完全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李大钊的真实生活绝非如此。

衣着方面，简单朴素。他总是身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袍或一件褪了色的布袍子，被捕时依然是“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他的饮食极为简单，据学生回忆：“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车，中午不回家吃饭时，自带干粮，有时是一张大饼，有时是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点小菜和白开水下肚，他不吸烟，很少喝酒。”罗章龙曾说，李大钊不近烟酒，从不涉足非正当的娱乐场所，日常饮食均十分清淡，“我们去他家时……守常留我们吃饭，亲自烙葱饼招待同志。他平日一如北方人的简单生活，一个大饼，一根葱，粗茶淡饭就满足了”。在住房方面，李大钊也是十分朴素。李大钊的收入足以在北京购买一座不错的四合院，但是他在北京生活十年，没有购置过房产，曾经七次迁居，皆为租房，并且所租赁庭院相对较小。比如现文华胡同的故居，一家人仅租住北面的院落——一所简陋平房内，东西向，自住西房三间，东房二间客厅，用于接待同志和小组集会场所。在故人的回忆之中，“大钊同志的家十分简朴，房子是旧的，没有多少家具，但打扫得很干净”，“院子里面并没有花草，屋子里面也没有什么陈设，就是连比较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一件，可以想象到李大钊同志的生活作风是多么朴素”。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屋舍简陋，但“书房并不小，藏的旧书很多，外文书籍也不少”“他的案头堆满了书简”。

此外，李大钊还在积极地宣扬俭朴生活观。李大钊在任教北京大学期间，积极宣扬墨子节用、反对奢侈的经济主张。1917年，李大钊在《学生问题（二）》一文中宣扬自己保持勤俭、艰忍耐苦的生活观。1919年，李大钊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草拟了《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将“俭朴”写入学会信条。此外，他曾专门撰写文章阐释俭朴生活的重要性。在《简易生活之必要》一文中，他认为俭朴的生活可以使人内心远离浮华俗利，“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务使自己现有之精力、物质，克以应与己缘接而生之要求之负担，绰有余裕，而后道义可守，节操可保”。过度奢侈的生活则会使人“以有限之精力，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肩过度之负担，鲜不气竭声嘶，疲于奔命”。李大钊在《罪恶与忏悔》一文中进一步说明奢侈的危害：“奢侈之风盛行也。书生得志，一跃而置身荣显，辄如乞儿暴富，极欲穷奢……内以骄夸于妻妾，外以酬应乎亲朋，每月俸资有限，乌能供尔许之挥霍？迨其亏累日多，无以弥偿，而受贿中饱、鬻爵卖官之事，乃以迭见层出矣。”简而言之，李大钊认为奢侈在官僚政客、青年读书人中流行，极易导致个人走向道德沉沦的境地，因此读书人应该树立洁身自好、安于俭朴生活的人生观。

出资助人，奉公克己

1927年，李大钊被捕期间，《世界日报》介绍了他的生平，其中特别提及：“生平自奉俭约，每于学校所得薪俸，携至中途，即悉数周济穷苦学生，绝不事家人生活，故有时家中妻子不得一饱。”实际上，李大钊个人与家庭开支极少，大部分收入均用于公益事业、接济贫寒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

热心公益事业。李大钊入职北京大学后，即利用图书馆主任的方便条件，曾参与组织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利用课余时间帮助教职工增进文化、丰富涵养；担任北京大学妇孺救济会的调查部“主干”，积极地帮助本校生活困难的教授或教职工家属。据《李大钊年谱》记载，李大钊多次出资助人或为公益事业捐款，例如1920年华北六省遭遇旱灾，李大钊与蔡元培等人联名发起北大赈灾会，为北方灾民募捐。李大钊还出资帮助家乡发展教育，为帮助家乡小学教师，曾于1920年5月捐款20块银圆。此外，李大钊还积极地为俄国捐款赈灾。1921年，苏俄遇到灾情，李大钊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并参与起草《俄国灾荒赈济会捐册启》，号召国民积极捐款。他提倡国民亲仁善邻，“提视世界如一家”，积极救助俄国百姓。罗章龙曾回忆，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仍“如往常在国内一样保持朴素生活，着普通衣，穿桦皮鞋（苏联人以桦树皮所做的便鞋）……生活非常清俭”。但是李大钊却将自己与代表团节约积累下来的费用全部捐赠给了苏联红色孤儿院。

李大钊的代表登记表

积极资助青年。青年是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李大钊对青年寄予厚望，也在尽其所能帮助青年。据许德珩回忆：“李大钊同志热心帮助和接济同学的事迹，常为大家所称道。大钊同志经常把自己的月薪拿来帮助清苦同学。”秦德君回忆，李大钊曾为了安排她进入袜厂学习女工，赠送给她30块银圆。在她进入平民女校工作时，李大钊看到了她的困难：“每月都给我十块银圆，每个月除去四块银圆的包伙食而外，其余的要我买点副食品和日常需用的东西。”有时李大钊的工资散尽，又遇青年来求助，李大钊亦向朋友借款资助。例如侯外庐在创办《下层》刊物遇到资金紧张时，向李大钊求助，虽然“大钊同志的生活也很清苦”，但是也特地向朋友借来一笔钱交给侯外庐。除了个人的资助，李大钊还尽力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便利，为诸多青年解决更多问题。李大钊曾多次通过帮助学生“在北大印铅印，当私人的书记，在图书馆办事”等方法以帮助解决实际经济困难。例如毛泽东在李大钊帮助下，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每月领取8块大洋，从而得以在北京生活。受李大钊帮助的包惠僧、刘仁静等人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共早期成员。

积极资助图书馆。李大钊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他热爱珍存书籍、传播新的知识，曾多次用自己的钱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购置图书，并多次捐赠图书。据《北京大学日刊》不完全记载：1920年李大钊便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267册日文旧刊、47册中文刊物；1922年李大钊又捐赠《革命军》一册、《国风报》52册等珍贵旧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先驱的李大钊有意地在图书馆中购置和添加俄国与共产主义方面书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寻找契机。如1921年李大钊便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俄文书籍两种4册。

为党的事业尽心竭力。据《回忆李大钊》一书所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建时，费用拮据，李大钊每月从工资中拿80元作为补助党的费用，并将《晨报》副刊上的稿费均作为党费。他的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北方许多同志“都学守常从自己收入和助学津贴中筹出”党费。实际上，早期党组织开销巨大，为了党组织的正常运转，李大钊近乎倾其所有。罗章龙回忆：“某次北方会议开支大增，宣传、印刷费、旅费感到万分拮据，他虽然不露声色地鼎力撑持，多次张罗贷款，仍无济于事。”李大钊“从不告诉外人，任劳任怨，其困难窘迫情况有非局外人所能了解或想象的”。

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曾回忆：“他很乐于助人，手头只要有钱，谁急需就送给谁，不讲究还不还。他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家里的日子够过就行。”家用常常不够，这使得李夫人安排生活都觉得十分困难，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每月交李夫人一笔费用外，其余才由他自行支配”。李大钊牺牲后，家中几乎一文不名，仅余现金不足1元。《申报》曾报道：“惟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灰尘满室，景象极其凄凉……目睹惨状，为之落泪……惟其孤寡无以为生，则不能不令人生悲悯之心。”李大钊生前故友虽帮忙料理后事，但是李家终无力将李大钊带回籍安葬，只能将灵柩暂厝于宣武门外的一座庙宇中。直到1933年，在地下党的支持下，李大钊才被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崇高风范，永彪史册

李大钊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生与清贫为伴，舍小家顾大家，其崇高风范深刻影响了许多人。据《顺天时报》报道，李大钊入殓时，棺材铺老板素未认识李大钊，也不知晓共产主义，但是“因连日看报，对于其个人人格确有相当佩服”，于是将棺材减半出售，“只索洋一百四十元。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举动也”。1933年李大钊葬礼举行时，据《李大钊烈士碑文》所载：“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回顾李大钊的一生，他之所以可以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拥有光辉的人格，是有多层原因的。

良好家风的熏陶。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指出：“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抚养李大钊达18年之久，对李大钊幼年时期性格的形成、兴趣的发展以及人生观、道德观与价值观均有深刻的影响。李如珍心胸开阔，热心公益事业，留心周围的大小事情，热衷为他人排忧解难。据《李大钊传》记录，曾经的大黑坨村农民缺乏祈雨时搭台唱戏的场地，李如珍则用六七年时间先后募捐到1200余吊，自家捐献460余吊，分数次为村民买下了一块10亩的“香火地”。此外，李大钊祖父一直是一个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祖父的精神品质以及李家乐善好施的良好家风直接影响了李大钊的价值选择，祖父的那种急公好义的精神在李大钊的身上表现出来了。而在李大钊影响下，李家人均保持了较为质朴的家风，例如李大钊次女李炎华幼时一直是衣着简单，宛如乡下孩童，李大钊的学生不由感慨：“李先生有着令人钦佩的朴素作风，虽是对他至爱的幼女，也保持淳朴的生活。”

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如前文所述，李大钊在《罪恶与忏悔》《简易生活之必要》等文章中明确指出确立俭朴生活的要义是为了维护内心的纯净，避免因奢侈生活所造成的道德沦丧。这其实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俭以养德”。古人认为“成由勤俭败由奢”主要是因为“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只有保持对于过度欲望的克制，保持个人清醒的状态，才能避免心智的迷失、避免过度放纵、迷失自我，正所谓：“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同一时期，中共早期成员恽代英在《我之人生观（续）》中也指出：“由于用财不知节俭，而为无益之欲望，不正当交接，损其月入之大半……凡非关于生活必要之欲望，然后有求而不得，不得而感其苦者，究之本不应求，本不应得，即不应有所谓苦。”包惠僧在《俭朴学会之发起》一文中认为“世风日渐奢靡，人心多为所役”，为了避免“逐外忘内”的现象，因而参与组织俭朴学会、宣传俭朴的理论。恽代英、包惠僧与李大钊一样都明确指出节俭的目的是克制过度的欲望，保持健康的身心，这正是对中国修身立德传统思想的继承。 

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于人民，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表现为对同志和对人民的高度热忱。李大钊看到了“带着满面灰尘的几个苦工”，听到了“沿街叫苦乞怜于阔绰人家的残羹剩饭的呼声”，早年即在《大隐篇》《大哀篇》等篇目中表达出他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与对人民大众痛苦命运的哀叹，“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并最终用尽一生去苦苦寻觅救亡的道路。李大钊在革命斗争中自觉地为人民谋取利益，为人民欢呼呐喊，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以布衣素服走入劳苦大众之间，以和颜悦色与广大青年交谈，他将人民刻在骨子里，人民将他的形象留在心中。在最后的时日里，李大钊仍在《狱中自述》中以“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的言语为青年辩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李大钊同志克勤克俭、奉公克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共产党人无我精神的鲜明写照。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