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泰松

随着近年来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在中国大陆风行，他的文学人生也逐渐为读者所知。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少年时期在家乡参加过抗战，1942年进入山东籍将领李仙洲创办的国立二十二中求学，抗战末期辍学从军，并且在军队中立下以文学为业的志愿。2013年，王鼎钧的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讲述了一个老兵半个多世纪的个人史，并折射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现今，定居美国的王鼎钧虽然已99岁，依旧思维敏锐，并时有作品见报。在王鼎钧的文字里，经常能看到他对文学偶像沈从文的不吝赞美，尤其提到《从文自传》对他自学走上文学道路的影响。两位文学大师的现实人生并没有交集，为何却能心犀相通？这就要从两人的从军经历说起。

沈从文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知名作家，大多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有少数例外，其中影响力卓越者就是沈从文。沈从文最初在湘西当兵，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名誉京华后，也一直自称是个乡下人。1915年2月，沈从文进入凤凰的新式小学就读。入学后，他经常请假在山野水间嬉戏，甚至玩起了赌博掷骰子的游戏。沈从文的母亲觉得他太过任性放肆，便将他送去做兵役候补者。1918年8月，沈从文高小毕业后辍学参军，参加了家族中杨姓亲戚带领的一支土著军队，去辰州驻防。1919年1月，沈从文随部队移驻怀化镇。在军队里，因为“可以写几个字”，被任命为上士司书。他在军队中有机会读过《辞源》，订阅过《申报》，还在军法官萧选青的指点下，学起了写旧体诗，这种人生际遇开启了他后来的命运齿轮。1921年夏天，沈从文离开军队，并前往芷江投奔五娘舅黄巨川，在当地做着警察所办事员和团防局税收员的工作。在芷江的日子里，沈从文在姨夫熊捷三家阅读过《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林译小说。到了1922年，沈从文又回到了军队，随军队游走于湖南、贵州、四川等地。1923年3月，沈从文被调到陈渠珍创办的报馆做校对，在报馆工作时，读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潮》《改造》和《创造》等书报杂志，由此打开了阅读的新世界。接触这些新文学刊物不久后，沈从文后来回忆道：“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从阅读史的角度看沈从文早年的经历，不难发现，在军队中接触到文艺作品，尤其是五四时期的一些新文学刊物后，他对新文学所描述的世界产生极大兴趣，并开始畅想未来能在北京生活。

沈从文故居

正是怀着乡下人的文学梦，沈从文于1923年8月离开湘西，告别了在湘西的军旅生活，进入五四新文学的策源地北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寻求自己的文学位置。但是，沈从文的从文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用文途多舛来形容也不为过。沈从文刚到北京时住在酉西会馆，后来又搬到北大附近的庆西公寓，经常前往北大旁听。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他住在公寓里由贮煤间改成的小房间，自号为“窄而霉小斋”。他最初投稿是屡投屡拒，投出去的稿子甚至还被《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当众羞辱，其间也面临过写信向郁达夫求助的窘迫。但因了湖南人的一股执拗气，经过不懈的写作和投稿，后来得到徐志摩、胡适等文坛大咖的赏识，最终得以在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作品。乡下人沈从文逐渐在新文学中获得一席之地。　　

二

时间来到20世纪40年代，另一位文学青年也在军队中开启了他的文学人生。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王鼎钧在陕西汉阴县蒲溪镇的国立二十二中读完他中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国立二十二中是西迁的流亡中学。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土不断沦陷，有三千万人内迁至西部地区。等到抗战一结束，这数千万人又急切地东归。王鼎钧正是其中的一员。流亡中学生王鼎钧面临着是走向社会舞台还是继续求学的人生选择。当时驻在陕西的国民党宪兵团第十四团，派人前往陕西汉阴的国立二十二中招兵。晚年的王鼎钧回忆道，负责招兵的宪兵十四团吴连长以国家之名对流亡中学生行骗。在吴连长的招兵宣讲中，宪兵上等兵的待遇比照普通部队的少尉，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而且，吴连长懂得流亡中学生渴望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心理，他告诉国立二十二中的流亡中学生，在宪兵服役三年以后，可以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王鼎钧听信国民党的招兵广告，最终离开国立二十二中成为一名宪兵。从流亡中学生到国民党宪兵，他不仅经历了身份的转变，还前往东北战场参加国共内战。他以宪兵的身份途经安康、西安、南京、上海、徐州、沈阳、秦皇岛、天津、济南等地，并在回忆录《关山夺路》中对当时国统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以文学性的笔触将这些经历和见闻写出，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以士兵的身份，在军队中阅读和接受新文学，并最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王鼎钧的文学之路和沈从文很相似。沈从文也正是王鼎钧早年模仿和学习的作家。正如他晚年在访谈中谈道：“我失学从军，人生失去目标，有幸读过《从文自传》。他小学毕业，在军中担任文书上士，文学给他另一种身份，另一个席位，使我看见光，看见可能。我看他的《边城》，他的《湘行散记》，平易亲切而又隽永有味，才知道天下文章并未定于一尊，升堂入室另有蹊径。”而且回顾王鼎钧的阅读史，和沈从文一样，王鼎钧也是在军队中阅读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沈阳期间，他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宿舍接收了一套精装本《中国当代文学选集》，躲在沈阳城北的地藏庵阅读。他既阅读鲁迅、徐志摩、郁达夫、冰心、郑振铎、施蛰存、张爱玲等作家的新文学作品，也阅读王度庐的《宝剑金钗》《鹤惊昆仑》和《卧虎藏龙》，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等武侠通俗小说。同时，他在此时期受夏丏尊指导青年写作的文章影响很大。夏丏尊于1921年在浙江上虞创办春晖中学，致力于中学教育，他和叶圣陶合著的《文心》是民国中学生的写作指导书。由于王鼎钧过早地离开学校，他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新文学训练，因而《文心》也就成为王鼎钧的文学入门书籍。在这一点王鼎钧和沈从文也很相似。两人都是未接受过完整新式大学教育的失学青年，都是通过自学从而成为一代文学大师。

王鼎钧

三

身在军队的王鼎钧心中一直有个文学梦。他在回忆录中说道，“我一直想做作家，那一年，陕南的《安康日报》副刊采用了我几篇文章，加强了我的野心”。而且王鼎钧最初投稿的目的和沈从文一样，都是将文学作为一种时兴的职业，换取稿费以谋求生存。“高尚的作家和低微的职务常常并存，薪水加上稿费，双倍收入，也就足以和大学毕业生的出路比美了吧？那时听说稿费的标准是千字斗米，鲁迅是大师，每千字稿费五元，可以买二百五十斤米”。当时全国的许多报纸副刊会刊登文学青年的投稿，有些文学青年凭借写稿和投稿不仅保障了基本生活，甚至日后成为著名的新文学作家，比如王鼎钧的文学偶像沈从文。也就是说，随着近代以来报刊业的出现，它不仅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工具，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新型的职业，即自由撰稿人。自1905年科举废除后，读书人通过考取功名做官的跃升途径消失，人生出路问题也就摆在当时的读书人面前。其中，晚清以来报刊业的产生，吸引了部分读书人以撰稿作为职业，并出现了编辑、记者等职业。到了五四时期，尤需提出的是，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白话文的提倡，以及1920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废除小学所有文言文教科书，使得白话文作为国语从国家制度层面被确定下来。而白话新诗、小说等新文学文体的出现，及新文学倡导者的实际操演，使得白话新文学煊赫一时。

等到王鼎钧准备投身新文学创作的20世纪40年代，报纸副刊这一晚清以来出现的传播媒介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联成网络，白话新文学也壮大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商品。1945年，王鼎钧的第一篇文章《评红豆村人诗稿》由《安康日报》副刊顺利刊出。安康地处陕西南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此收容华北青年，并集结送入四川。1944年，国立二十二中由安徽阜阳向西迁，一分校便设在了安康。王鼎钧在部队开拔离开陕西前拜访了《安康日报》报社，以感谢报社对他的文学知遇之恩。关于这次投稿发表对王鼎钧从文之路的激励意义，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忆道：“这是我今生看见的第一家报馆，虽然简陋，纸张和油墨的气味惹我喜欢，端正庄严的铅字，比手写体多了几分神圣，好像文字一经铅印，便入‘古典’。它每天载着信息，漫天飞翔，触手化作灵魂的营养，幕后的工作者岂是常人。这半日流连，产生我无穷的遐想。”之后，王鼎钧陆续给全国各地的报纸副刊投稿。他给沈阳的《新报》《中央日报》和《和平日报》副刊投稿，均顺利刊出，这给身在军队中的王鼎钧极大的文学信心，并坚定了他走文学创作之路的决心。后来王鼎钧到台湾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基隆港码头找到纸和笔，写完稿子后寄出投稿，通过努力最终实现了以文学为业的愿望。

两位文学大家的从文之路是坎坷的，五四新文学的感召，使他们从军队中的一个“丘八”，开启了别样的文学人生。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