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张应

张恨水与张学良，头顶同一个“张”字，同为“张仲孝友”的传人。他们一个出生在关内，一个出生在关外，远隔千里，天各一方。即便在某个地方偶然相逢也互不相识，他俩却曾经因文结缘，成为民国年间一对相知相惜的好友。

我和张恨水从大别山东南麓安庆潜山的同一个小村子走出，前后相差60余年。作为张恨水的同乡，外出求学工作后我一直关注张恨水，大量阅读张恨水作品，也广泛阅读与张恨水有关的他人著作，以期对张恨水有更多了解。

前几年，在阅读《张恨水散文全集》（谢家顺主编）时，我注意到两篇张恨水写张学良的文字。一篇是《最后关头》书中的《张学良与倭皇同庚》，一篇是《山窗小品》书中的《今日赠张学良》。

《张学良与倭皇同庚》发表于1938年5月29日重庆《新民报》副刊。一看题目便能感觉到张恨水力挺民国军人张学良，对渡海来犯的倭寇表现出强烈的嫌恶、鄙夷和仇视。既是倭寇，天皇又如何？不过是倭皇，不值得敬重。

张恨水文曰，东三省易帜之役，日人阻挠之殊甚。最后以某议员赴沈阳见张学良，为恶性之劝告。某曾为大元帅张作霖顾问，与张学良长以倍者也。某见张曰：“南京党人之言不可听。总司令年过少（时张二十九岁）阅历殊浅，当信我，我与大元帅友善，若父执也。”张以某言狂妄，笑曰：“然！我固年轻，与贵天皇同庚耳。”某语塞，踉跄而去！居心叵测傲慢无礼的日本某议员出言不逊，却没想到会在他的“晚辈”张学良面前讨个没趣。

在张恨水笔下，年轻气盛的张学良有胆有略，智勇双全，涉外谈判时轻描淡写一句话，即让对手哑口无言，狼狈不堪地败下阵来。从区区数言的短文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出，张恨水十分欣赏与他同时代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军人张学良。面对敌方的狂言和轻慢，张学良举重若轻谈笑以答，却似千钧重棒给敌方当头一击，一句话大长我同胞、我民族的志气。将近一个世纪后，今人读到张恨水笔下张学良回应日某议员那句话，仍觉十分解气，大感畅快淋漓。

《今日赠张学良》发表于1946年12月12日北平《新民报》副刊。在中国现代史上，12月12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1936年的这一天，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张恨水虽然一直秉持不入党派不为官，骨子里却一直是深爱这个国家、深爱这个民族的。他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兴旺昌盛，百姓日子安稳。张恨水自然记得这个重要的日子，且有兴致在重大的时间节点上为这个不平凡的日子写下专门的纪念文字，意在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这个日子，不要忘记张学良。张恨水说：

今日“双十二”，不免想起了10年前的西安事变。这幕大戏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杨虎城。西安事变后10年来，他们的情形一向是神秘的，在后方都不大明白，更遑论收复区了。我们所知道的，张学良已于1个月前，坐专机由贵州去了台湾。杨氏的情形，却不大清楚。在1939年以后，有人就说杨氏已死了，也有人说其实他并没有死。他也住在贵州息烽县乡下，和张氏所居之地，仅隔1座大山。去年笔者路过汉口，听到友人说，他的部下某位大员，还曾去贵州息烽探过杨氏一次呢。听说而已，杨氏的真实情况，我也不得而知。长时间没有消息，杨氏大概就不在人世了。真是太可悲了，都不知道杨氏究竟死于何时何地。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呼风唤雨的大将军，不是死于炮火纷飞的战场，而是不明不白地死于无声无息。西南高原上的贵州息烽是大山区，祖国宝岛台湾则是根在大陆身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想起张学良这些年所过的“幽禁”的日子，不才（张恨水）为张氏撰一联送之：“日积十年钓鱼，晚积十年读史，学而习之；昔居四面包山，今居四面环水，良有以也。”

与前篇比较，张恨水这篇文字内涵丰富得多，意味也深长许多。后来人细细咂摸，真可谓五味杂陈。在愤恨、想念、同情、不平与痛惜之外，似乎还有些许别的意味，诸如何必、不争与不甘。尤其是张恨水为张学良撰写的那副对联，于上下联的末句之首嵌入“学”与“良”二字，使对联更有针对性，直指张学良。上下联句以“钓鱼”“读史”“包山”“环水”几个关键词，生动地描述了曾经的大将军张学良近10年的生活境况。白天钓鱼，夜里读史，这是多么闲逸舒适的生活。且又远离红尘，亲近山水。在那里，岁月静谧，时光慢慢。对一些消极遁世的文人雅士来说，这种日子或许相当美好，它是令人向往的“诗和远方”，会有人孜孜以求。对于曾经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大将军张学良而言，他不再发号施令指挥千军万马，被迫“寄情山水”，则差不多要了他的老命。习惯于骑高头大马或站在吉普车上检阅军队的张学良，岂愿沦为一头笼中之困兽。而导致张学良有“今日”，他的朋友张恨水认为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他不可控的外在因素，也有他主观造成的内在因素。这位识大体明大义的爱国将领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在蒋介石手下遭此囚禁之厄运，确令当时的天下人以至无数的后来人愤愤不平，唏嘘不已。

张学良离开军政权力中心，困于贵州息烽山水的近10年间，远在南京、重庆的张恨水自然没有忘记他。10年后的“双十二”，张恨水之所以为张学良写出如是文字，撰出一副嵌名对联，对张学良的人生遭遇感慨良多，那是因为，文人张恨水与军人张学良并不是不相干的陌路人，他们曾经是相知相近的好朋友，张恨水对张学良存有很深的情谊。

在《张恨水传》（解玺璋著）里读到这样的记载，张恨水与张学良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晚期，民国报人、小说家张恨水对青年军人张学良颇有好感，他把这种好感写进了小说《春明外史》。爱读小说的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少爷张学良读了《春明外史》，似乎从小说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对那个鲜活灵动的“影子”很是满意，正如吃到美味的鸡蛋会让人对下蛋的母鸡心存感激一样，张学良因喜欢《春明外史》便对当红小说家张恨水特别欣赏。据说张学良曾经慕名而来，亲自到北平找到未英胡同里的张宅，登门拜访张恨水，跟张恨水畅谈小说里外的话题，并向张恨水抛出一根橄榄枝——张学良有意延请张恨水做他的文化顾问，许诺月薪100大洋。这在当时对漂在北平以卖文为生、养家糊口压力颇大的张恨水来说，无疑是一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是足以改变他一大家子生存处境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搁在其他人，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张恨水有自己的原则，他晚年曾有诗句曰“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那枚“文化顾问”的烫金官衔被捧送到张恨水面前，他并没有心安理得地照单接受。但他也没驳对方的面子，同宗同祖一文一武“二张”之间的深厚友情就此结下。随后应张学良之约，张恨水继《春明外史》后又创作长篇小说《春明新史》，投放在沈阳出版的《新民晚报》连载。张学良住在沈阳，可以天天坐在自家庭院里，喝茶抽烟时，闲看邮差刚刚送到的报纸，就能读到张恨水最新创作的长篇连载小说。

据《张恨水年谱》（谢家顺著）记载，在张学良来北平登门拜访之后，张恨水曾连续3次赴沈阳。3次回访张学良，张恨水明显有报张学良相知之意。第1次是在1928年12月13日至1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之前，张恨水乘平奉列车赶到沈阳。3个月后，1929年3月6日至8日，张恨水第2次赴沈阳。同年8月14日至23日，张恨水第3次到沈阳。

在张恨水的作品中也留下了他去沈阳的相关记载。1929年3月15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张恨水发表词作《忆江南》（四阕）序曰：“去岁，做客沈阳。旅梦惺忪，离怀缱绻，得断句曰‘吹不断，短笛满长安’。沉吟未定，忽然自觉。时寒鸡初唱，残灯尚明也。”张恨水去沈阳干吗？他说了，做客。有客就有主，主家是谁？张恨水没说，他的朋友们都知道。同年6月24日，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发表散文《乾隆怪诗》曰：“去冬赴沈，汉卿先生召与谈话，因数度至旧帅府。一次，晚十时矣，某候于一中式客室。”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向来忙忙碌碌，每天要交多份小说连载稿件还要编辑出版报纸的张恨水，竟然放下手头的写作活儿，请人代为编辑报纸，连续3次奔赴沈阳。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在张学良希望他到场的时候，张恨水则以一位报人与作家的特有方式鼎力帮助张学良。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张恨水在关键时刻全力维护张学良。当年张恨水在北平创办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国内舆论异口同声地谴责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沦陷。一时间，张学良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民族罪人。北平美术专科学校里有几个激进的青年学生特别痛恨张学良，曾计划暗杀张学良为国除患、为民除害。校长张恨水得知情况，遂将同学们召集起来，举行时局分析会，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张恨水告诫同学们，听说你们仇恨张学良主任，还要加害于他，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说明你们太不了解张学良了。张恨水说：“我与张主任交往非一朝一夕，我深知他的为人。现在一些报纸随随便便说他是‘不抵抗将军’‘不爱江山爱美人’‘花花公子’等，把‘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归到他头上，这是不公平的。”

说实话，这种有关“九一八”事变的责任认定及对张学良所谓“不公平”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是在《张恨水传》（解玺璋著）中读到。此前，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有关“九一八”事变，当年的张学良就是个“不抵抗将军”，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纨绔子弟，他没有拼死抵御日寇入侵，保住祖国的大东北。

当时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的几个激进学生是否真能刺杀张学良，那是另外一回事。在张学良已经陷于“千夫指”的困境之时，张恨水作为一个局外人能够不畏众怒，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学良说话解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一方面说明张恨水遇事有主见，不会人云亦云，见到风就是雨。他了解张学良，他信任张学良，对于当时的局势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另一方面，也说明张恨水讲义气，够朋友，明明事不关己却偏不高高挂起。关键时刻，张恨水能顶住山大的压力替朋友说句公道话，帮朋友渡过难关。假如那几个青年学生真有能力刺杀张学良，假如张恨水不出面阻止，那就没有后来的张学良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西安事变。

当时的国内抗战局势进一步恶化，南京后来也沦陷。张恨水在南京办报，日寇屠城前他不得不逃离南京，溯长江而上，由水路到重庆。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继续办报，宣传鼓舞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张恨水却选择由陆路东归。从重庆出发，经贵州、湖南到武昌，由武昌回到他的家乡安庆。途中，经过贵州息烽县时，张恨水很想去看看张学良。对此，在张恨水儿子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中有记载：“我们抵达息烽那天正是中午，连吃饭带休息只有两个小时。在吃饭时父亲低声对母亲说：‘张学良就关在这里，我很想去看他，但是他们是不会让我去见他的。’父亲想起了他和张将军的友谊，为之叹息良久。”到了贵州息烽，与张学良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张恨水心中的那种无奈可想而知。

其实，张恨水挂念张学良，想看望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岂止是在路过贵州息烽的那个中午停车吃饭的短暂时刻。张恨水在重庆期间写过一部令读者大为叫好、当局却不让他写下去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他曾经被当局予以威胁性的警告，说他写得太多了，若再写这样的文字就会将他送往贵州息烽去。张恨水差一点就因文获罪，险些被送到臭名昭著的息烽集中营。在陪都重庆那样的恶劣环境里，“息烽”一词时常出现在他的眼前，张恨水怎能忘记远在贵州息烽大山里的朋友张学良呢。

我曾经在阅读中产生疑惑。抗日战争胜利后，身为大孝子的张恨水本已归心似箭，想早一刻回家见到他暌违已久的老母亲，却为何选择那条先南下后东上绕道贵州的回归路线？也许其中有主客观多种因由吧。但张恨水想接近张学良，企盼路过息烽时能侥幸见到张学良，跟张学良问声好，说上几句宽慰的话语，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归途中的张恨水，一路上充满游子归家的期待和喜悦。可惜，途经贵州息烽，且作短暂停留，却未能如愿见到张学良，张恨水只能带走一份浓重的遗憾和无奈。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