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其其格

况钟，江西人，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他为官刚正廉洁，孜孜爱民，苏州百姓都称他为“况青天”。他也因此与包拯、海瑞并称中国民间的“三大青天”。后世百姓为了纪念他，为他建了况公祠。昆剧《十五贯》更是以他为原型，树立了一位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为民作主的清官典范形象，一直传唱至今。

况钟年少家贫，勤勉于学，早年只是江西靖安县衙一名小吏，后来因为他“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得到靖安知县俞益的赏识。永乐十三年（1415年），俞益把他推荐给礼部尚书吕震。吕震考察过况钟的人品能力之后，又陆续向成祖朱棣举荐他任礼部吏员、仪制司主事、仪制司郎中等职，自此况钟完成了从刀笔吏到官员身份的转换。明成祖朱棣一向对刀笔吏抱有很大的偏见，“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在这种认识下，他直接诏令况钟为六品官员，更能说明朝堂之上大家对况钟工作能力的认可。当然，况钟的工作业绩也没有让成祖失望。整个永乐年间，况钟因办事“繁简轻重，悉中事宜”，先后受到成祖31次嘉奖。他未经科考而“功名起刀笔”，从政之后又多受嘉奖，还在身后留下“青天”之名，被苏州百姓世代纪念，这样传奇的经历是为官从政非常理想化的状态，也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纵观况钟传奇的一生，他能够在朝堂游刃有余、屡受褒奖，在民间广受拥护、深受爱戴，与他奉法持正、廉能有为、重视文教、为政以德的为官之道有着很大关系。

整顿纲纪，奉法持正

明朝初年，江南部分地区因为在太祖朱元璋打江山时较难攻克而被摊派了沉重的赋税，整个洪武、永乐年间，江南经济都因为赋税沉重而发展受挫。宣德五年（1430年），全国许多郡守因不称职而被裁撤，苏州、松江、常州等九府知府的位置有了空缺。因为这九府都是江南富庶之地，宣宗特意命令朝廷六部和都察院的官员大范围内举荐贤能。九府之中，苏州最为重要，也最难治理。苏州因是张士诚旧地，明初也被摊派了沉重的赋税。有些史料统计，当时苏州一府的赋税约可占全国赋税的1/10。连年重赋加上各层盘剥，到了宣德初年，苏州府的赋税拖欠、吏治腐败等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况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推举为苏州知府的，宣宗特许“赐敕书，假便宜从事，章奏得径达御前”。

况钟深谙“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的道理，初到苏州，就着手对府衙吏员进行整顿管理。刚刚上任，府衙的吏员就请他判案，况钟佯装不懂，左顾右盼，案子都按照身边官吏要求的判法判下去了。身边吏员非常高兴，认为新任知府性格糊涂，软弱好欺。这样装了3天糊涂，况钟召集这些吏员们责问“之前某件事情应该办，你们制止我；某件事情不应该办，你们逼我办。你们不顾法纪，扰乱纲纪太久了，罪责当死！”然后当场棰杀数人，并将幕僚文吏中贪虐庸懦的全部斥退。一番整顿之后，苏州府风气大变，人人奉公守法。况钟乘机立下规矩，告诫吏员们避免苛政，有任何不便于民的政策，要立刻上书告诉他。况钟在上任初期，就十分注重吏员的素质纪律建设，清除违纪吏员，整顿队伍纪律，修整地方管理条例，为百姓谋便利，狠抓管理整顿纲纪，为接下来的改革和施政做好了人才队伍建设。

整顿好吏治，况钟开始平民诉，导民善。苏州民间一直有好诉讼的风气。况钟刚上任时，“每日诉讼不下一千余人”，案源纷杂，需要评断的案子也非常多。况钟经过一段时间的断案了解，做出了几项改革。首先，他颁布条例申明善恶赏罚，向民间宣导惩恶扬善的案例；其次，况钟勤勉断案，轮流去下辖7县将前任知府堆积“累年莫决”的案子一一审销；最后，况钟断案时恩威并重，持法中正，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于训诲之中每存宽厚之意。渐渐地，况钟“刑清讼简，威德并著”的审案风格被民间接受并传颂。他刚正严明的形象也对轻慢知府、奸猾好讼的人形成了震慑。

一段时间下来，况钟对内严格治吏、对外立法宣导，判案奉法持正。经过一番综合治理，苏州府官场民风的积弊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民间都说况钟是包龙图复生。况钟自己也上奏报告称“相见礼仪，而宪纲始肃”。况钟对府衙吏员纪律的申明整治以及对百姓诉讼的处理引导，都显示了他卓越的综合治理能力。

廉能有为，才堪牧民

宣德五年，明宣宗在给六部、都察院重选九府知府的诏令中，写明要求保举的新任知府“廉能有为，才堪牧民”。事实证明，况钟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整肃苏州府官场和民间问题的同时，也深知民生问题是百姓生存发展的根本。苏州百姓面前需要解决的最大民生问题，就是连年的重赋以及逋赋问题。苏州重赋的形成，始于明初。元末苏州是张士诚长期占据死守之地。朱元璋为了泄愤，在制定赋税规则时，将张士诚故地的赋税翻了数倍。况钟到任苏州时亲自去民间调查，发现苏州有些地方，所征亩税竟是别的地方的数十倍。这样沉重的税赋，让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许多百姓选择逃跑避税，无人耕种的荒地不断增加，如此恶性循环，苏州府逋赋的情况愈发严重了。

面对重赋和逋赋，况钟采取了向上奏请免赋，向下优化缴粮程序的方法。由于况钟有奏议直达御前的特权，他了解苏州的赋税问题之后，到任就上奏请求“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后又上书指出:“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如此前后多次上奏请求减免逋赋，户部起先不予批准，他就继续上奏，最终宣宗亲自过问，同意了核减税赋，前后共奏免田赋70余万石，终于解决了逋赋问题。向上请命的同时，他仔细研究优化收粮流程，通过将收粮账簿统一编号、一式三份、规定填写标准等一系列措施，堵住了收粮过程中弄虚作假、侵吞税粮的口子，进而有效避免了收粮官吏对百姓的盘剥。另外，况钟还整顿里甲催税制度，采用分串催税粮法，将“各图十年里长，自各分管本名下甲首十名并带管若干名，一应税粮，每年平均作十串，催征送纳”。用分串的方法分解了以往里甲催税的总量，里甲的工作得以轻省，分串催税也相对简单容易操作。

况钟久做京官，应该十分熟悉官场公务。他接受调任苏州的旨意，对苏州严重的赋税问题应该是心里有数的。他敢于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勇挑重担、善啃骨头、敢接烫手山芋。他到任后，立即理清苏州赋税的情况，向上不畏艰难，多次请命免税，向下加强治理，优化流程，在苏州各种大事急事难事烦事磨砺中壮筋骨，解决了开国以来苏州的赋税问题，不但提高了自己的系统治理能力，更是为苏州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做好了准备。

卓越的管理能力之外，况钟还有着为官最重要的品质：廉洁。在整顿吏治的时候，况钟敢于处理贪腐的吏员，因为他一向刚正廉洁，从不追求私利。他把贪污之人押解进京的时候，连宣宗都对众臣说：“知府是一郡的表率，身体力行必定从廉洁奉公开始，况钟肯定是廉洁的人，廉洁之后才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一定会有所收敛！”苏州自古富饶，况钟掌管一府经济，又经手大量的税赋，斡旋各方势力的同时还要保持中正廉洁，十分不易。但是他不重私利，心系百姓，刚正廉洁，为官几十年也不添置田产，“卒而归葬，舟中唯书籍服用而已，别无所有”。践行了他曾经在诗文中立志清廉的志向“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

正是因为况钟以身作则，刚正奉法，为民办事，各路来苏州办事的官员也都心存敬畏，有所收敛。吏治清明、社会安定，困扰苏州百姓的逋税、盘剥等问题也都得到了很好地解决。大量流民在他任内回到苏州，苏州的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后人形容况钟治理过的苏州府“家给人足，讼简风醇”。

况钟也因为廉能有为，被评价为“苏州百姓的再生父母”“为苏州万代之阴德者”。

重视文教，礼遇文儒

况钟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但是他非常重视教育，礼遇文儒。听说府学需要修缮，他积极筹措银两，重修府学，还将自己的俸禄捐出来重建府学的明伦堂、斋廊和学舍。另外，他还命人复刻《四书详说》，供诸生阅览。他发现前任府学教授李琦训课有方，于是向朝廷上奏，请求让李琦继续担任府学教授。生活上，他也经常接济寒门书生。

发现府学有才能兼修的学生，况钟会尽力推举，让他们被朝廷所用。况钟在任期间，就上奏推荐了庠生陶继、蒲嗣宗等高素质学生给朝廷，他们都被朝廷授予了京城的官职。有个名叫邹亮的儒生，曾经献诗给况钟，况钟觉得邹生很好，就想为他推荐官职。谁知这时候，况钟却收到了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认为这个匿名信是因为他准备让邹生速成声名，也不避嫌，继续向上保举邹生。最终朝廷授予邹生吏部、刑部的职务。邹生也不负期待，后来升任御史，成为明代“景泰十才子”之一。况钟也因为推举得当，在朝堂中的声望更高了。

况钟还是刀笔吏之时，吴江平思忠也是刀笔吏起家的官员，他对况钟有知遇之恩。后来况钟从政越来越顺利，每次见到平思忠，都恭敬执礼，还让两个儿子亲自随侍招待。况钟说：“并不是家里没有仆隶可以伺候您，主要是为了表达对您当年恩情的感激。”他们二人知人善任，况钟念旧报恩，礼遇文儒，皆成为当时的佳话。

况钟非科举出身，却能够重视文教、礼遇文儒，十分难得。发展教育能够提高百姓综合素质，宣导法令，培养人才，更能够将国家鼓励宣扬的价值观、世界观直接下沉到民间，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导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况钟能够在苏州开创社会民生新的局面，与重视文教有很大的关系。

为政以德，孜孜爱民

况钟去苏州赴任之际，曾写下一篇《座右铭》：“卑而不可不牧者，民也；迩而不可不察者，吏也；严而不可不用者，刑也；微而不可不崇者，德也。不植其德，难施乎刑；不施乎刑，难以正吏；不正乎吏，民曷由安之。”可见在他心中，为官一方，要履行“用刑、察吏、崇德、牧民”这4个职责。他到任之后的一系列举措，除了立法令、整吏治、导民善、免赋税，还除豪强、修水利、平徭役、赈贫农，不难看出他在主政之时处处体现的为政以德，孜孜爱民，一切为了百姓的仁德之心。况钟深知百姓的重要性，尊重民间乡绅的榜样性和权威性，结合苏州地方情况，在判案堂审的时候坚持将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百姓，广泛听取民间意见领袖和百姓的真知灼见，并灵活运用于治理实践和探索改革。

况钟到苏州履职，与以往做文吏以及京官不同，需要主政一方。赴任之前他虽然对“用刑、察吏、崇德、牧民”等方面的工作有所规划，但是到任苏州他看到的，是陈年逋税、款项繁杂、民情巧诈、人情好讼等各种问题频出的复杂场面，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兼顾好朝廷直任的责任，同时为百姓谋福祉，是个大问题。回看他到任的一系列举措，都离不开德政和为民。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