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文祥/马海涛

东湖是武汉一颗亮丽的翡翠，镶嵌在市区东面，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中心城区城中湖，也是武汉闻名遐迩的风景名胜区。与历代文人墨客留下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杭州西湖不同，武汉东湖的开发建设历史颇短，步入近代以来才逐渐从一片荒郊野泽开始成为风景名胜地。在这一过程中，武汉地方社会的不同人士和组织，包括政府机关、高等学府、外国教会、达官显贵、文人隐士等等，都在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发挥了大大小小的作用。从见诸近现代报刊和日记、回忆等史料中的近代游客记述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段多样而有趣的近代东湖“生成”史。

一、天然秀质：任桐“发现”东湖风景之美

东湖水域面积广阔，在近代以前未有统一的专门名称指代。明清以来，其主体部分称为“郭郑湖”，其余周边湖汊则有茶叶港、水口湖、喻家湖等名称。而紧邻武昌城北的沙湖，因与东湖有港渠相连，为同一水系，有时也被视为东湖之一部分。东沙湖水系在青山矶下与长江自然连通，每逢汛期，便与江水同涨，致使滨湖地区常常被水淹没。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修筑了武昌沿江堤防“武丰堤”，并在其下首青山矶下修筑了武丰闸，从而得以在汛期阻止江水倒灌入湖。既往与大江一同桀骜不驯的东湖，从此开始平静下来，滨湖地带也因此获得开发建设的可能。

近代最早注意到武昌城郊这片野泽风景价值的，是清末在武昌任官的浙江永嘉人任桐。就在张之洞建成武丰闸后的第二年，任桐“宦游来鄂”，到武昌商埠局任职。他曾在一天早晨出武胜门外闲步，眺望远处风景，“其中有一衣带水，若隐若现，掩映于诸山之间者，曰沙湖……其水清而浅，周围约三十里，仿佛浙之西湖。虽无楼台亭榭，然天然之秀质，固不以榛莽而掩者”（任桐《沙湖记》）。任桐将武昌沙湖与东湖视为一体，而皆冠名以“沙湖”，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过，他所描述的那个“水清而浅，周围约三十里”的大湖，所指正是今天的武汉东湖。对风景情有独钟的任桐，敏锐地发现了这片尚未开发建设的湖水的风景价值，认为其“天然之秀质，固不以榛莽而掩者”。

由此，任桐开始了他关于这片大泽的造景梦想。他通过实地走访考察，并查览史籍方志，归纳总结出了大东湖地区的许多历史古迹和自然佳景，将之提炼为“沙湖十六景”。在其中，有9处都位于东湖周边地区，分别是“琴堤水月”“雁桥秋影”“寒溪渔梦”“金冢桃花”“东山残碣”“卓刀饮泉”“泉亭松韵”“沟口夕阳”“鸥岛浴波”等，这可以说是东湖历史上第一个风景区建设构想。他还以一己之力，在东湖西岸地区初步进行了一些基础建设。如修筑琴园路、引胜桥，建设歌笛村、湖山第一等景点。虽然在民初动荡的时局中，所谓“沙湖十六景”只能是一纸空谈，但其中的一些景点构想，在后来的东湖风景区中已然成为现实。如“琴堤水月”即今东湖绿道湖中道，“鸥岛浴波”即今东湖落雁岛等等。

二、珞珈黉宫：近代东湖的胜景核心

近代东湖风景建设真正迈出实质性步伐，是从国立武汉大学选定东湖南岸珞珈山一带建筑新校园开始的。1930年1月，从武珞路街道口连通至珞珈山的马路“大学路”建成通车，东湖沿湖地区的交通状况有了较大改观，乘坐汽车可以从武昌城内直达湖滨的珞珈山校园内。同时，武汉大学还修筑了校区内的道路，包括东湖岸边的“湖滨路”（即今东湖南路）。一方面，武汉大学巍峨壮丽的宫殿式校园建筑，本身即为湖山增色，成为东湖重要的旅游景点；另一方面，这些道路建设，也使得珞珈山校园成了民国时期东湖旅游的交通枢纽。

当时，为了方便师生来往珞珈山与武昌城区，武大校方与省公路局武豹汽车公司合作，开通了武昌城汉阳门至珞珈山新校址内的公共汽车。这一班车在便利师生的同时，也成为武汉市民从市区前往东湖游玩的主要交通方式，事实上成为民国时期的一列东湖旅游巴士。时人撰写的东湖游记中，多有对乘车的描写：“当购往珞珈山之汽车票，价洋三角……车内颇称清洁，座位备有弹簧皮垫，尚为舒适。倚车之三周设座，中间空阔，悬有俯首，备座位满时为旅客站立所扶持者。玻璃窗幔，均颇美观，车内为髹漆一新，一种焕然整洁之气象，令人心旷神怡。长途汽车中有此种车辆，尚为余所仅见。车内司机及车站服务人员，均着制服，极其整洁，此亦足以表示其做事之精神。对于湖北公路局管理经营之善，不免油然而生敬爱之心。”（黄笃植《珞珈山游记》，《道路月刊》1935年5月）

珞珈校园风景最胜之处，无疑是其美轮美奂的校舍建筑。这批建筑主要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设计，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工艺先进，设施一流。而其外观采用复古的中国固有形式，覆盖绿色琉璃瓦，宛如传统中国宫殿，庄严华美。这些宏伟的新校舍，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来观瞻：“来此游览者颇多，大都伴其情侣，或偕其伉俪，比肩接踵，翩然来游。前人之迹罕到之山湖，今常见不少西装革履，鬓影钗光也……校舍之结构，外表均仿宫殿式，内参以西式楼房，陪衬其间，璃瓦莹澈，重檐叠厦，矗立霄汉。外观则形势雄伟，内而光线充足，空气流畅，均合乎科学化之布置。工程浩大，构造极精，其大部分材料，均系坚石钢骨三合土。”（戴华《游武汉大学》，《旅行杂志》1932年7月）

从目前所见民国时期东湖游记来看，当时绝大多数游客前往东湖，其具体的目的地就是珞珈山校园，主要游赏的风景名胜也是武大校园。可以说，正是武大选址湖滨营建珞珈山校园，才真正开启了东湖近代的华丽转身，使其从荒郊野泽真正开始变成风景名胜。而在整个近代，武汉大学也毫无疑问是整个东湖风景的核心。从1937年一位游客的总结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在艺术者的眼光看来，东湖是太美丽了，它有堂皇富丽，能够代表近十年来中国的建筑进步的大学皇宫，但它也有纯南国田园风味的茅舍矮墙……假比你站在珞珈山而南望的话，那湖边绿岛上的海光的丛林后，远近参差的十几栋红色洋房，正是十足的新大陆的情调呢。”（华树枝《扁舟一叶话东湖》，《星华》1937年第11期）

三、击水泛棹：民国时期的东湖游乐

东湖自1930年代逐渐开始成为武昌城郊著名风景游憩地之后，作为一个水域广阔、水质清澈、风景优美的天然大湖，乘舟泛棹，或击水泳浴，自然成为人们在东湖游乐的重要方式。伴随着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营建和使用，东湖的戏水之乐，也得以真正开发，并开始成为近代武汉市民游乐的重要方式。

国立武汉大学迁入珞珈山后，在校园北面滨湖的侧船山下，修筑了一座大型的湖滨浴场，在湖中搭建有栈桥，并在岸边建设了更衣室。这一泳场建成后，不仅服务于在校师生，更吸引三镇市民前来同享其乐。一位武大教师曾这样回忆：“每遇夏季，居住珞珈的人固然要把每天一半光阴消磨在东湖里，三镇居民也成群结队而至，在那柔美湖波里，寻觅祛暑的良方。所以湖滨茶寮酒馆，鳞次栉比，热闹的景况抵得北戴河和青岛的汇泉浴场。”（苏雪林《怀珞珈》，《珞珈》1972年7月）

在一般市民游客的回忆中，东湖戏水更是充满了多样的欢乐：“武大在湖边围有浴场，妇人孺子，多习泳于平沙浅水间。其长于游泳者，则更潜泅到水波深处，然后拍浮水面。或作田鸡之泳，或效螳螂之游，仰泳侧泳，各尽其妙……时又有中外女士荡桨而来，咸集船头，坐卧不一。或更纵身入湖，载沉载浮，而舟子则击楫如飞，尾之于后。碧涟清浅，与红绿游衣相辉映，以视都市中之风鬟雾鬓，月佩云裳，专以艳冶衣装，珍奇饰品相炫耀者，固不可同日语矣。”（蒋星北《珞珈游记》，《交行通信》1935年12月）

对更多游客而言，泛舟湖上，或许是更为普遍的游湖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原本居住在湖滨的渔民，纷纷将渔船改装，做起了游船生意，也为市民提供了亲近水面的直接方式：“不会游泳的，可以雇了一只小小的艇子，任船夫向着湖中缓缓地划，仰头看着蔚蓝色的天空，追逐着几朵灿烂的红霞，近视几叶渔舟来往在远远的湖面上，不时发出欸乃的声音，心情自然感觉到如平流般的宁静，快乐得如登仙界。”（《珞珈山之夏》，《大公报》1932年7月5日）

民国时期武汉市民在珞珈山湖滨泳场游泳

四、亭阁园冢：装点东湖的其他风景

与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几乎同时开始营建的，是东湖西岸的海光农圃，其建设者为武汉近代著名银行家周苍柏。他于1930年购地开设“海光农圃”，在湖滨逐步建成了一个面积500余亩的农场。海光农圃既是一个农场，也是一个对市民开放的城郊旅游景区。除了种植各类苗木外，农圃内还“办有园艺、养蜂、养猪、哺鸽诸种经营，并附设有碾米厂一所，近更筹备设一养鸡场。踏实务农，周君洵一有心人也”（绿君《海光农圃参观记》，《农村旬刊》1934年1月）。虽然在民国时期，海光农圃的景观建筑并不多，更多是类似今天“农家乐”性质的景区，但其建设为日后东湖风景区的开发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旧址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今天东湖风景区的听涛景区。

除了周苍柏外，夏斗寅也是民国时期对东湖早期开发建设作出贡献的地方要人。早在1932年，他就在东湖南岸张家山一带营建了一座私家花园，时人称为“夏家花园”。夏氏辞任省主席后，曾长期在此赋闲居住。1934年到访该园参观游览的东北军军官陈兴亚，曾在《楚豫赣纪游》一书中对园内布局和建筑景观有过较为详细的记述：“园跨山阴山阳，三面临湖。余之意在登山，乃由东茶馆上山，山半一亭曰‘澄翠’。再上山顶三，各有一亭，西曰‘卧龙’，中曰‘绿野’，东曰‘十桂’。其别墅亦有三……倘再遍山种树，尤显清幽，可称武昌城外第一佳境。”（陈兴亚《楚豫赣纪游》）该园建成后，也成为民国时期东湖沿岸的主要名胜景观之一。

除了自己的私家花园外，夏斗寅也在湖中建设了一座公共景观建筑——中正亭。1933年夏，夏斗寅为讨好蒋介石，“纪念”其所谓“驻鄂剿匪”，并点缀东湖风景，而发起在此建造纪念亭，取名“中正亭”。时人描述：“亭在湖之东北洲上，为夏斗寅主鄂时所建，纪念蒋公介石之物也。亭共三级，每级阁数间，预备将来分设茶座者。亭之四围，虽无楼台花木点缀，而湖之中心，孤耸一亭，亦足以壮大观。”（陈兴亚《楚豫赣纪游》）新中国成立后，此楼改名“湖光阁”。

东湖的湖山风景，不仅吸引世人流连，在近代以后也成为名人身后长眠地的热衷选择之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便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1932年与其夫人灵柩共同运回武汉，暂厝于洪山宝通寺，此后其家属勘定东湖南岸卓刀泉西侧的土公山为葬地。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仅送葬队伍就达5万余人，场面隆重，风光无比。

黎元洪墓工程在其下葬后仍在进行中。其陵墓由六合建筑公司承建，该公司即承建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部分建筑的营造厂。除了墓道和墓圹外，黎墓还拟建造花园、祠堂。“将来建筑花园、祠堂，闻黎公子已请工程师绘制图样。不过兹事，须黎氏灵榇安葬后，方可见诸事实。所拟建筑花园者，以备将来游览斯地者，憩息之所。所谓祠堂者，作黎氏子孙春秋二祭之用”。时人参观黎墓后感慨道：“该处背山临湖，万松参天，虽属乡村，风景绝幽。且与武昌名胜卓刀泉望衡对宇，更为生色。一代伟人葬身于此，亦不玷辱。而该园交通，甚为便利，一车直达。后人往来者，既可领略山水之胜况，复可以凭吊黄陂之为人。三楚之中，从此又多一名墓也。”（《故总统黎黄陂墓地参观记》，《民报》1935年9月24日）虽然其建筑工程未能在抗战前全面建成，但名人葬地，也成为近代东湖历史文化积淀的元素之一。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