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斌

1927年初，卢作孚只身来到北碚，出任嘉陵江三峡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

在近代中国，卢作孚较早提出乡村现代化设想，并付诸实践。其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把三峡经营成为一个灿烂美好的乐土，影响到周围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好的乐土”，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经营的参考”，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树立样板。

他深知，乡村建设离不开五个“准备”：“准备人、准备钱、准备地方、准备东西，尤其是准备办法。”那么，卢作孚是怎样解决人财物极度缺乏这个难题，把北碚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经营成一现代乡镇的模型”的呢？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1929年5月，好友陆涤生在写给卢作孚的信中，提到往事：六年前的1923年，在路过荣昌小酒坊用餐时，意外见到卢作孚写的《局部改造以规范全局》一文，对文中的观点印象很深。卢作孚在这篇文章中开门见山地说，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小的事业为试验，再去经营规模大的事业。他以北碚为中心，从“三招”着手，推进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

第一招：由点及面，移风易俗。

卢作孚的事业，经历了被误解到理解的过程。刚来峡区时，正碰到天花暴发，死了不少人。于是，他力推在春秋两季免费为民众种牛痘。开始人们不以为意，甚至说：“哪有这等好事？他今天不要钱，等害得你的小孩要死了，才问你要！”有的百姓远远看见种痘的来了，就关上门。卢作孚并不气馁，还引导防疫队员“在劝种牛痘时，对人说话，须先想想，使人了解，并让人感动，这样才有力量！”卢作孚和防疫队员一道，三五人一组，到远近各乡场宣传种痘。他还动员丹麦工程师守尔慈夫人带着孩子，专程从数十里外赶到北碚地方医院种痘，现身说法。十年后的1937年，《北碚月刊》报道：“种痘季节，乡民不拘远近，有来自30里路以外者，本院（北碚地方医院）门诊处遂至门庭若市。”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修建北川铁路，同样也不一帆风顺。刚开始勘测路基，就遭到地方保守势力反对，借口怕坏了“风水”，施工时屡受阻挠，甚至使工程不得不改道。但是，卢作孚从变革观念入手，攻克一个个难点，推动北碚整体性的社会变革。

第二招：由易到难，因地制宜。

用好本地资源禀赋。凭借嘉陵江航道资源，发展航运业。挖掘本地煤矿资源丰富的优势，有效加以整合和开发利用，使之成为峡区支柱产业。放大民生公司优势，在北碚引进新的产业，先后投资北川铁路、天府煤矿等实业。借鉴先进理念和做法。1930年，卢作孚特地出川考察，白种人经营的上海租界、德国人经营的青岛、日本人经营的东北和张謇治理下的南通，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世界上的钱和世界上的人，都可以吸引到四川来。”他还将从上海带回来的法国梧桐树苗和草皮，移植到北碚街上。

卢作孚在整顿治安、肃清匪患和改善市容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文化教育为重点，以乡村城镇化为带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城乡环境和百姓精神风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三招：由无到有，敢为人先。

组织四川最早的运动会。来北碚不到两年，卢作孚就建成公共体育场。1928年10月，主持峡区秋季运动会，1929年4月，又面向全省举办嘉陵江运动会，这是四川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吸引了川内各地数十个团体和单位的1100多人参赛。

建成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北碚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十几家煤窑大多数位于丛山之中，卢作孚来北碚之前，这里产出的煤主要靠人力肩挑运出，有6000多名挑夫常年穿行在山间小道上。1927年8月，他发起筹组北川铁路公司，建成8.7公里的铁路，并通车运煤。

创办我国西部第一家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1930年秋，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碚正式成立，下辖工业化验所、农业试验场、博物馆、兼善中学4个单位。1932年，又组建理化、地质、生物和农林4个研究所。抗战时期，筹办中国西部博物馆，这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综合多学科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北碚这座现代化小城的平地而起，体现了卢作孚的首创精神，他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使北碚这个西南内地一隅，声名大噪。

“大才过找，小才过考”

民国时期人才奇缺，偏远乡村尤其如此。卢作孚主张“尽力揽人才”，要求“大才过找，小才过考”。四川方言中“过”，是“依靠”的意思。

所谓“大才过找”，就是多途径地招揽人才。一是走出去。1930年3月到8月，卢作孚带领峡防局及下属机构负责人出省考察，“搜求人才”。他还恭请曾任胶济铁路总工程师的丹麦人守尔慈，担任北川铁路总工程师。卢作孚在峡防局没有领薪水，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报酬仅30元。而他给守尔慈的月薪竟然高达600元。此时已65岁的守尔慈，为卢作孚诚意所感动，带着全家老小吃住在条件简陋的北碚矿区，起早贪黑勘测路线,十分卖力。二是请进来。1933年8月，卢作孚争取到国内顶尖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把年会放在北碚。他往返上海、重庆协调，派出民生公司“民贵”等作为专轮，为会议提供服务。中国科学社及众多学者为北碚推介了不少人才。抗战时期，北碚接纳了一大批科学家和文化名人，“三千名流汇北碚”传为佳话。三是“筑巢引凤”。在卢作孚不懈努力下，中国西部科学院吸引了一批科学家在此聚集。

所谓“小才过考”，卢作孚立足北碚实际，选拔培养骨干，提高职员素质。一是招考培训后备人才。从1927年夏起，峡防局在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中，前后选拔招录500多人，为北碚建设和社会管理培训骨干。报考第二期少年义勇队的有千人之多，由卢作孚亲自组织复试，最后录取者不到百人。卢作孚强化对新学员的培训，基地的墙上写有“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十个大字。卢作孚亲自参加训练，夏日与学员们一道顶烈日，冬天他带头下水，领着学员在江中游泳，锻炼意志。二是峡局职员“全员过考”。考试内容也耐人寻味，以1932年7月考题为例，既有针对岗位履职情况的，如“对于本身职务上之感想与困难及今后改进办法”，也有反映对全局工作掌握程度的，如“峡区半年来治安文化经济事业之变迁”，还有时政内容。峡防局每周有读书报告会和工作周会，交流读书心得和工作进展。“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还将峡局职员分为外交、经济、时事等若干小组，搜集资料，专题研究东北问题。三是注重日常绩效考核。峡防局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和考核制度，具体到对职员工作中的请假和生活中的着装都有规范，如每日拂晓放炮起床，办公时间六小时，读书和运动一小时，并要求参与挖土、修路等志愿服务，晚上九时放炮就寝，每天要填日报，定期考核。综合峡防局职员文化、业务考试和绩效考核的成绩，作为升职加薪依据。

对于人才，卢作孚更看重实绩。随着卢作孚在北碚事业的扩大，各方介绍前来求职的人不少。卢作孚在一封介绍函上批注：公司此后觅友须多觅穿草鞋者。对于表现不佳者，卢作孚不留情面。1933年6月，卢作孚组建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对周边煤窑统一经营，并亲自担任董事长。他最初聘请刘宗涛为经理，刘宗涛曾在比利时留学路矿工程专业，回国后曾任交通部路政司技术专员等职。卢作孚请他为天府煤矿拟制生产计划，刘宗涛提出需要工作经费一百万元之巨，这可把卢作孚难倒了。仅干了三个月的刘宗涛，其经理一职就被邓少琴替换。显然，从事经营管理不是刘宗涛的强项，不过，作为专业技术人才的刘宗涛，抗战时期担任川滇铁路勘测队总工程师，按照时任交通部次长卢作孚的要求，出色完成了勘测任务，这是后话。邓少琴是位历史学家，他来到煤矿，发现要管理偌大的矿山，协调复杂的人事关系，实在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于是，向卢作孚坦陈，自己“凡事期其速效，不免失之颟顸”，因而任职不到半年就离去，重新去做更适合他的北温泉公园主任。至于天府煤矿经理一职，卢作孚后来则选定为民生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黄云龙。

“天下最苦的事”

峡防局是清水衙门，靠向来往的商旅收税维持运转，时常捉襟见肘，而不得不求助乡绅。卢作孚就曾开口向当地首富王尔昌借款，未果，又给王尔昌的叔叔王遂九写信，称峡防局“现在拮据更甚，行将断炊，拟恳仁长贷借三百元，以济燃眉，由孚私人出据，负责照市行息，来春奉还”，言辞恳切，寥寥数语，把借钱的缘由、数目、手续及还款时间说得一清二楚，末了还特地申明，利息按市场行情计算。事实上，峡防局经费奇绌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卢作孚，他甚至也想过一走了之。1929年10月，卢作孚算了笔账，这半年来，自己虽十分节省，峡防局却负债达一万一千余元，欠下的这些钱是他私人想办法借贷而来。卢作孚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兴办事业，离不开经费投入，峡防局又没有生财之道，钱从哪里来？卢作孚主要靠募捐。

要从别人口袋里把钱掏出来，谈何容易。卢作孚感叹，“募捐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不过，为了北碚的发展，卢作孚却乐此不疲，带头捐款。因在社会上有不少兼职，他能拿到不菲的车马费，可转手他就把这些钱捐了出去。在其影响下，操持家务的大哥卢志林，从日常开支中专门挤出一块，用作捐赠；其弟卢尔勤把自己经营的煤矿，捐给西部科学院和北碚的文化事业，成立文化基金会；另一个弟弟卢子英工资不高，尽管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养活，仍然常拿出一两个月工资来捐献；而在兼善小学当老师的小妹卢魁秀，也不甘落后，为了救济孤儿，一次就捐出了一学期薪水。

有人说，北碚的事业是众筹出来的。卢作孚不仅动员北碚百姓认捐，而且还说服乡绅和商人出钱出力，甚至煞费苦心地向川内军阀求援。在其力推下，募捐成为彼时北碚的时尚。兴办科教卫生事业，靠的是社会捐助。卢作孚发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时，自己主持的民生公司、北川铁路带头捐款，省内外学术团体、金融、机关单位也纷纷出力，西部科学院实验楼就是由杨森捐资、乡绅熊明甫捐地而建。卢作孚在北碚一下子兴办起好多所小学，由社会各界捐钱捐物，《嘉陵江日报》不时刊有一长串的捐款人名单。城市建设和公共投入，也靠募捐。卢作孚担任峡防局局长后起草的第一份文告，是借刘湘、杨森等四川军政头面人物名义，发起的募捐修建温泉公园启事。把军阀陈书农捐资所盖的房子，起名为“农庄”；将郑东琴出资建造的茅舍，叫做“琴庐”。北碚开展市政建设，用城内小山岗黄山堡之土去填平低凹山沟，需要多方募集资金。为此，卢作孚动员重庆艺校的师生、当地民众俱乐部川剧社和乡镇戏班，自发举办多场义演，还向屠帮、盐帮和摊贩们劝募。卢作孚还亲自出面，从银行界募集到300余元。

到了抗战时期，救助灾民和优抚军属，还是通过募捐筹资。为了支援前方将士，冬天募寒衣，夏天募衬衣；为了帮助战时涌向北碚的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又组织市民募捐。

靠募捐而来的资金毕竟有限，且不稳定。只有发展实业，才能为地方建设提供可靠和长久的支持。卢作孚就以实业收益，支持北碚建设。民生公司、三峡染织厂、天府煤矿等企业盈利，成为北碚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由卢作孚担任校董会主席的兼善中学，最初设在火焰山东岳庙里，通过募捐建起“红楼”等校舍。后来又以办实业来养事业，办有兼善农场、兼善餐厅、兼善公寓和石灰厂，借实业收入，补办学之亏欠，同时也可安排学校毕业生就业。卢作孚还尝试采用市场化的方式筹集资金，通过金融机构运作来融资。1928年，卢作孚在峡防局内部组建专门为乡农服务的银行。1931年，又成立具有信用合作社性质的金融机构北碚农村银行，对外放款，为北碚建设和农民生产提供帮助。

“事业从庙里出来”

卢作孚初到北碚时百业待举，兴办事业需要有场地。峡防局无钱盖房，卢作孚在庙宇上做起文章。1931年12月12日《嘉陵江日报》有篇报道，题目叫《北碚的事业从庙里出来》。

北碚寺庙奇多，据说有九宫八庙。这些高大轩昂的寺庙，与周边低矮的民宅，形成鲜明对照。到了近代，社会动荡，百业凋零，寺庙也不能幸免，遂现颓势。不过，这些庙宇所占位置极好，要么是风景绝佳之地，要么据交通便捷之处。正为经营北碚缺钱而发愁的卢作孚，打起了这些寺庙的主意。

卢作孚早在家乡合川创办民生公司时，就靠庙宇起家，他将电厂办在药王庙，又把电灯自来水厂放到总神庙。来到北碚后，这里的庙宇也都被卢作孚派上用场。峡防局在文昌宫办公。关庙、禹庙和天后宫，先后驻进了北碚的企事业和机关单位。峡防局下属常备队租赁关庙偏殿，作为上课和训练的场所。峡区图书馆借关庙的一个角落开办。后来，在关庙里还办起三峡染织厂。常备队则从关庙搬到禹庙，再后来迁到新建的营房里。新组建的负责治安的特务队又驻进禹庙。禹庙地方挺大，里面有戏台和大块场地，在戏台上加顶盖，四周筑起围墙，再放上凳子，禹庙就被改作民众会场，成为百姓集会和活动的地方。《嘉陵江日报》和峡区地方医院，设在天后宫内，在天后宫前还建有北碚的第一个街心花园。

北碚九宫八庙的背后，反映了人们愚昧落后思想的盛行，显然与卢作孚所倡导的“现代集团生活”格格不入。在改造北碚市街时，卢作孚拆除了街上的土地祠，打掉“无常碑”。又移去火焰山顶东岳庙里的菩萨，把这里改作博物馆，陈列布置各种标本。有人闻之大惊失色，甚至破口大骂：“峡防局的人是天上放下来的？竟敢打菩萨！”尽管大家议论纷纷，但天神并未显灵降灾，人们生活如常，久而久之，大家对没有菩萨的日子也就习以为常了。

在除旧立新的过程中，卢作孚循序渐进。他来北碚之前，峡防局在文昌宫旁狭窄的碉楼里办公。卢作孚到任后，把文昌宫里废弃的偏殿整理修缮，打扫干净，作为峡防局办公室。禹庙同样如此，里面一直住有道士，而常备队设在厢房内。起初，峡防局机构与庙里僧人、道士“合署办公”，来这里的百姓，既有礼佛的，也有办事的。经过与旧势力不流血的较量，在人们观念悄悄发生变化后，卢作孚把这些菩萨封存起来，集中安放到黄坭堡修建的总神庙里。在反对封建迷信、充分利用庙宇的同时，卢作孚不搞“一刀切”。温泉公园作为游览胜地，温泉寺内的佛像需要供游客观瞻，当卢作孚看到不少佛像损坏严重，还专门募来资金，为他们重塑金身。

卢作孚“北碚之父”称号名副其实，其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蜚声海内外。陶行知把北碚称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黄炎培《北碚之游》写道：“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称赞卢作孚“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北碚与北京、上海齐名，是联合国第一版世界地图上标识的仅有的三个中国城市之一。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知识分子精英，抗战时期齐聚北碚，和卢作孚一起在这里延续乡村建设的文脉，使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乡建集大成之地。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