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裴文媛

提到古代的公主，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样的画面：她们享尽荣华富贵，嫁得如意郎君，和驸马过着“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生活。今天，如果有女性喜欢被称作“公主”，那她的言外之意大概是想做一位娇憨可爱、锦衣玉食、自由自在、万千宠爱在身的现代女性，而不是合乎历史事实的真公主。史书记载了许多有趣的案例，它们共同表明了以下事实：皇帝的女儿在婚姻上挺犯难。

一、婚事难做主

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是男权的附属物。公主的特殊性在于她是皇帝的女儿，和皇帝还多了一层君臣关系。由此导致了这样的尴尬状况：当她在娘家还没出嫁时，她先是皇帝的臣民，才是皇帝的女儿。她的一切都是皇家的，甚至她自己也不属于自己。

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说的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以皇族婚姻为媒介，为维持和平局面、展开和平交往而促成的政治婚姻。从王朝的利益着眼，和亲、联姻是一项成本小而收益大的政策。但对于公主而言，很多时候和亲则意味着被动、无奈、未知和风险。和亲带来的婚姻关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政治利益的交换。若时局动荡不安，和亲公主对婚姻幸福是不能奢望的，因为她们随时会面临和亲带来的生命危险。若时局还算平稳，对于公主来说，通过和亲获得婚姻幸福，也是一件很需要运气的事。和亲公主想要获得婚姻幸福，比寻常女子困难得多。除了考验个人性格与能力，和亲还非常考验公主对新的文化和环境的适应能力，她们需要适应新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包括语言、饮食、服饰、宗教信仰等。这种适应过程可能非常艰难，给她们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和困扰。

西汉时，汉高祖刘邦因白登之围，无力驱逐匈奴，被迫派遣公主前去和亲。刘邦和吕后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是鲁元公主。当时，鲁元公主已经嫁给了赵王张敖，且怀有身孕。吕后日夜哭泣，哀求刘邦不要把鲁元公主远嫁异域。最终，刘邦将一位宗室女子嫁给了单于。吕后在诛戮韩信等功臣时，展现了相当的狠辣果决，但在女儿远嫁这件事上又显露出母爱和柔情的一面。爱女远嫁匈奴，对于吕后来说，无疑是一出悲剧，因而竭力阻止。但毫无疑问的是，鲁元公主的幸免建立在另一位宗室女子的牺牲之上。从根本上说，这是和亲所带来的不幸。

隋唐时期公主和亲达到一轮高潮。唐代是一个开放多元、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朝代，唐代皇室也重视同周边民族政权的交往，而和亲就是维持和平代价最小的政策之一。有唐一代289年之中，唐代皇室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回鹘、奚、契丹、薛延陀、契苾部、南诏、宁远、突骑施等进行和亲，起到了订立盟约、避免战争、安定边疆等多重作用。唐朝宜芳公主作为一位宗室女，曾被选中和亲奚族，以加强唐朝皇室与奚族的关系。年轻的公主无奈地踏上了去和亲的道路，在路上，她怅然不已，在虚池驿停留时写下了一首诗：“出嫁辞乡国，由来此别难。圣恩愁远道，行路泣相看。沙塞容颜尽，边隅粉黛残。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诗中道尽了她的思乡之情。然而，现实比她想象的要残酷得多。她出嫁6个月后，节度使安禄山为了边功多次杀掠奚人与契丹人，奚族直接反叛。在这场冲突中，宜芳公主被丈夫李延宠斩杀祭天，年轻的公主魂断远方，连在他乡渐渐老去的愿望都没能实现。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为巩固统治，长期实行满蒙联姻政策。皇太极有六位蒙古妃子，还招了九个蒙古女婿。康熙帝则把七个女儿嫁给了蒙古王公。和硕端静公主是康熙帝的第五个女儿，生母是贵人姚佳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18岁的和硕端静公主被康熙帝许配给蒙古喀喇沁部杜棱郡王扎什之子噶尔臧。和硕端静公主幸运的地方是，康熙帝十分看重与喀喇沁部的关系，也疼爱公主，所以在公主婚后，至少去看望过3次。其不幸的地方是，37岁便香消玉殒了。相传她不是因病而亡，而是被丈夫踢死的。丈夫噶尔臧不满康熙帝多次削其游牧地，还怀疑公主定期进京密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公主之间矛盾升级，愤怒之下踢死公主。后来，噶尔臧在公主丧事期间霸占他人之妻、克扣治丧银两，被康熙帝撤去额驸头衔，终身囚禁在北京。这段联姻最后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康熙为了清朝与准噶尔的一时和平，强迫自己最宠爱的蓝齐儿公主放弃与李光地的爱情，下嫁噶尔丹。后来，蓝齐儿公主与葛尔丹感情融洽，并诞育一子。可惜好景不长，战事一起，蓝齐儿公主就进退维谷，两难抉择。一边是丈夫，一边是亲生父亲，夫妻之情与父女之情激烈冲突。蓝齐儿公主与容妃在两军阵前的痛哭，道尽了公主婚姻的不幸。

总的来看，在这一场场政治联姻中，少有人会在意待嫁公主的命运，更别提喜怒哀乐，毕竟和一个国家的和平安定相比，一个公主的意愿、情绪乃至生命实在是太渺小了。作为皇室成员，公主在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天然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在必要时随时为国家做出牺牲。

二、良缘难寻觅

从数量上看，与外部政权的联姻在公主的婚姻中占比不高，大多数公主选择与勋贵或士族子弟通婚。但和我们想象的相反，不少人尤其是士族子弟不愿意成为驸马。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姐姐湖阳公主丧夫守寡之后，想为她在满朝文武中再找一位丈夫。兄妹二人讨论朝中大臣时，湖阳公主表示很喜欢宋弘，认为在众大臣之中，宋弘器宇轩昂、才德兼备，是其他人比不了的。光武帝明白了湖阳公主的意思，不久后便召宋弘入宫，并让湖阳公主在屏风后面听着。光武帝委婉地对宋弘说：“有谚语说，很多人富贵后，交往的朋友也变了，妻子也换了。这大概就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听出了光武帝要撮合他和湖阳公主的意思，于是坚定而委婉地拒绝说：“臣下听说过另外一句话，‘一个人不应该忘记在贫穷时结交的朋友，也不应该抛弃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光武帝听到此处，只能转头对湖阳公主说：“咱们商量的事情办不成了。”

相比宋弘，杨乔的经历则惨烈许多。杨乔是会稽人，不仅长得高大俊美，还博学多识，深受乡里民众敬重。他在朝廷征召贤良方正时受到东汉汉桓帝刘志的赏识，官拜尚书郎，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永康元年（167年），汉桓帝想招杨乔做驸马，但是杨乔坚决不从。汉桓帝也是固执，非要坚持己见。最终，杨乔七天七夜不吃东西，绝食而死。宋弘和杨乔的例子表明了在汉朝，驸马也并不是对每位士人都有吸引力的。

比汉朝公主更难嫁的，是唐朝公主。尉迟恭，大家虽然对他再熟悉不过，可未必听说过他不愿做驸马的故事。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向尉迟恭提出：“我想把公主许配给你。”尉迟恭赶紧叩头推辞说：“臣下的妻子虽然鄙陋，但是跟着我一起安于贫贱很长时间了。臣下虽然没有学问，但是听说过富不易妻的古训，迎娶公主不是臣下所愿。”杀伐决断的唐太宗看到他坚决的样子，也只好不再强求。元和九年（814年），唐宪宗看见大臣权德舆招了一个有才学的好女婿，不禁十分羡慕地感慨说：“权德舆能招到这么好的女婿，凭什么我就不如他呢？”于是，唐宪宗下诏，改变了公主只能嫁给勋臣贵戚的传统，允许公主从才华出众的公卿大夫子弟中挑选驸马。但令人遗憾的是，唐宪宗的一厢情愿并未打动士人，最终只落得个“诸家多不愿”。

公主良缘难觅并非偶然，其遇到的障碍主要有二：

一是与公主成婚，未知风险多。

世人与皇家联姻后，就成了皇亲国戚，在进入统治集团的同时或易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或易因政治斗争受牵连，或易被皇帝防范而失去进入核心决策层的机会，面临的风险较多。唐代的驸马杜荷、薛万彻、柴令武、房遗爱、薛绍、赵环、武延基、王同皎、武崇训、武延秀、韦捷、韦灌，都是参与政治斗争而被杀。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占领长安后大开杀戒，杀掉公主、驸马、皇孙等几十人，逃出长安的也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苦不堪言。这些例子正是驸马主动或被动卷入政治斗争而无法善终的一个缩影。

不同朝代、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的驸马，其权力大小也会根据皇帝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发生变动。明朝初期，皇帝多选择公侯和功臣们的后代作为驸马，以便结成统一的利益联盟，这个时候的驸马拥有实权。驸马黄琛、王克恭、梅殷为、李让、袁容俱、王宁、沐昕初等都曾经掌管军队或担任地方重要官员。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驸马的权力被削弱，职责范围主要有三：祭祀皇陵，掌管宗人府，负责皇帝的侍卫工作。前两个职责侧重于礼仪事务，第三个职责看似重要，实际上是虚衔。驸马的实权不在，就再难借助皇权形成政治势力，影响、干预国家大事决策的可能性也就没了。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勋贵或士族子弟来说，如果成为驸马的代价是失去进入核心决策层的机会，他们自然是不愿意成为驸马的。

二是公主婚事的政治属性过强，娶公主代价高。

如果公主不和亲，嫁给国人，其婚姻也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皇帝将公主嫁给谁，主要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这种带有一定强迫性和明显政治利益考量的指婚，把男女之间的情感、婚嫁意愿基本上抛之一边，本身就容易造成“强扭的瓜不甜”的情况。大中二年（848年），唐宣宗采纳了大臣白敏中（白居易的堂弟）的建议，选择了任右拾遗内供奉兼校书郎的郑颢作为万寿公主的驸马。郑颢当时正在迎娶卢氏的路上，听到皇帝将爱女许配给他的旨意，万分不愿地放弃卢氏另娶了万寿公主。因此，郑颢心中十分怨恨白敏中，经常利用驸马的身份说白敏中的坏话。白敏中也很是无奈，在他将要赴地方任职的时候，怕皇帝听信了郑颢的中伤之言，只得上奏皇帝说：“郑颢恨透了我，我在陛下身边为臣时，他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如今要去地方任职，恐怕难以善终！”唐宣宗表示说：“我早就知道这件事的原委了，如果我相信的话，怎么现在还任用你呢？”于是把盛着郑颢诬告白敏中的书信的盒子拿出来，直接一股脑地给了白敏中。这个故事背后呈现的逻辑是明显且清晰的：迎娶公主，有时不得不牺牲自己心仪之婚姻，这个代价，对于看重你情我愿婚姻的人来说，是沉重的。

公主婚事政治属性强的另一个代价是：如果娶了公主后两人相处不和谐，驸马基本没有休掉公主的可能。虽然在古代存在丈夫可以休妻的法律规定，但这一规定并不适用于驸马与公主的婚姻。驸马休公主的行为在大多数朝代都被视为大不敬，会受到严惩。

综上，对于勋贵或士族子弟来说，如果自身利益没有要和皇家绑定的需求，与公主成婚弊大于利。

三、婚姻难维系

公主与驸马组成的家庭是特殊的。公主出嫁后，她的皇家身份让她有了一定的经济独立权，政治地位也在夫家之上，夫家被迫处于弱势地位；但按照男尊女卑的传统思维，公主又需要以夫为纲，以夫家为尊。锦衣玉食的公主嫁入夫家后，一方面容易保留之前的习气，希望夫家能够敬自己、爱自己，最好以自己为中心；另一方面又面临夫家带来的冲击：夫家希望公主以夫家为中心，做一个世人认可的贤妻、良母、温驯儿媳。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极容易造成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的紧张。对于公主来说，这是一个挑战。

唐朝名臣郭子仪，他第六个儿子郭暧娶了备受唐代宗宠爱的升平公主。郭子仪教导儿子对公主要恭敬，但郭暧却不以为然，他对于不改往日做派、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公主颇为不满。他们的矛盾终于在郭暧喝醉后爆发出来。郭暧厉声指责公主：“你不就是仗着你父亲是天子吗？我父亲只是不愿做皇帝而已！”公主气愤极了，跑到唐代宗那儿哭诉。郭子仪得知两人争吵后也是惶恐不已，立即向唐代宗请罪，还打了郭暧几十大板。好在有唐代宗和郭子仪从中调解，郭暧和公主两人才重归于好。

郭暧虽与公主争吵，但其日常做事中规中矩，并无太大瑕疵。当公主或驸马行事不够中规中矩时，想要维系婚姻和谐，难度就更大了。东汉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新阳侯阴就的儿子阴丰迎娶了郦邑公主，两人的婚姻是标准的政治联姻。郦邑公主与阴丰的婚姻生活并不和谐。阴丰喜欢拈花惹草，公主无法像寻常人家的妻子那样忍受丈夫三妻四妾，两人矛盾重重。阴丰愤怒之下竟然杀死了郦邑公主。阴丰自然被诛杀，阴就夫妇也随后自杀。唐中宗的第二个女儿宜城公主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她嫁给均州司仓参军裴巽后，发现裴巽在外面养了一个小妾，就让人把小妾的耳鼻割下来，把驸马的头发也割下，让众人一起观看。因为此事，她被降为郡主，裴巽由京官被贬为地方官。

公主和驸马婚后的矛盾虽然是结构性的，难以消除，但也不是所有的公主都无法调和这种矛盾。为了维系婚姻，除了驸马及其家族的努力，有些通情达理的皇帝或公主也在尝试调和矛盾。

礼部尚书王珪之子王敬直，迎娶了唐太宗的南平公主。王珪对南平公主说，按照古代礼仪，儿媳妇有拜见公婆的仪式。近来风俗鄙薄，公主出嫁早已废弃了这种礼仪。皇帝英明，尊重法度仪轨，公主应当行谒见之礼，以“成国家之美”。南平公主于是向端坐的王珪夫妇行盥馈之礼，也就是侍奉公婆盥洗和进膳。唐太宗听闻后点头称善。

在万寿公主出嫁时，唐宣宗要求公主对丈夫郑颢要如同普通大臣家的媳妇一样谨守妇礼，不要轻视夫家，不要干预政事。唐宣宗还特地下诏说：“万寿公主侍奉公婆，应当遵循士人的礼法。”有一次，郑颢的弟弟病得很重，唐宣宗依照礼节特意派人前去问候。使者回来后，唐宣宗特意询问万寿公主在做什么。在得到公主还在慈恩寺看戏的答复后，唐宣宗大怒，不禁感叹说：“我还奇怪为什么士大夫们不愿意与皇家结为姻亲，这还真不是没有原因！”于是，唐宣宗命万寿公主火速入宫，让她侍立在台阶下，连看都不看一眼。万寿公主害怕了，不断哭泣着道歉。唐宣宗这才答话，训斥公主说：“哪有在小叔子病重期间，不仅不探视，还去看戏的道理呢？”万寿公主连连称是。 

不过，能在世俗礼法和等级观念之间找到平衡，极考验皇族尤其是公主的智慧。公主想要获得婚后的幸福，不仅需要智慧，还极依赖当时的政治环境。公主的婚事往往承载着国家的利益与权力的交换，很多公主们不幸的婚姻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公主婚姻的不幸根源于其背后的政治利益和社会规矩的束缚。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