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轲风

提及西南联大的成就和精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清华梅贻琦、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三位校长。三校长的成绩固然为人称道，然就维系西南联大日常运转而言，三校长只是名义上的“船长”，而郑天挺先生才是真正的掌舵人。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用天津话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意思是委托蒋代表自己履行联大职责。蒋梦麟经常待在重庆，对年轻的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而且蒋梦麟不负责联大具体事务，喜欢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梅贻琦则穿梭于重庆与昆明之间，对于联大内部的细枝末节，实际上也甚少插手。

1940年后，郑天挺以北大秘书长兼任联大总务长，全面负责北大及联大的财政、人事、庶务等琐碎日常工作，遇到重大事务，郑天挺才会请教梅贻琦、蒋梦麟两位校长，或者提请校常委会决议。郑天挺担任北大秘书长18年，西南联大总务长6年，尽管不属于外界所认为的决策者和领导人，却是北大和联大名副其实的“总管”。然而，郑天挺从未走到聚光灯下，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他为西南联大所做的努力被长期忽略了。

作为“北大舵手”的郑天挺

1948年12月17日，这一天是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纪念日。在北大校庆纪念会上，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向郑天挺赠送了一面红绸墨字的锦旗，锦旗上款书“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献给郑秘书长”，中心位置绣有“北大舵手”四个大字，落款为“全体学生敬献”。学生同时附上一封致“敬爱的郑秘书长”信函：“在炮火连天中，面对着艰险的局面，您倔强地坚守自己的岗位，维护学校秩序，保障同学生活、安全和学习……您这种爱护学校，爱护同学，临难不苟的精神，是无上光荣的，你为维护祖国文化尽了最大的努力。全北大同学不会忘记您，全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您，全中国后代子孙也不会忘记您。”（《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对于郑天挺而言，再没有比这更温暖的礼物了。这面“北大舵手”锦旗，就是对他多年来兢兢业业、勤恳治校的深情回馈。

1999年，在郑天挺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说：“郑天挺先生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大，在北大几次重要关头，如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抗战时的南迁、战后的复员、解放战争时期的护校，郑天挺先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北大的功臣。郑天挺先生对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前言》）何氏所言，最能反映郑天挺临危不惧、遇事不退的担当。

郑天挺担任北大秘书长，是从1933年开始的。其时，北大管理层主要由三长、三院组成，“三长”即校长、秘书长和教务长；“三院”是文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教务长主管教学，秘书长则负责全校行政总务，实际上就是北大“总管”。年仅34岁的郑天挺做了“总管”，并不完全是来自校长蒋梦麟的信任。当时北大秘书长王烈辞职，由蒋梦麟暂兼其职，正赶上北大学生浴室坍塌，酿成学生一死两伤的事故，从而引发学潮“麻烦”，蒋急需有人接手这个“烂摊子”，这个重担就落到了郑天挺的身上。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全校负责人均逃”，郑天挺独撑危局，一人掌管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居乱蹈危，扶倾救困，组织学校搬迁南下，这期间甚而遭到日方通缉。1938年3月抵达昆明后，因校舍不足，设备和人员均不能妥善安置，北大文学院暂迁滇南蒙自，郑天挺为此往还滇越铁路9次，投宿开远大东旅舍4次，至翌年10月“八迁其居”（《日记》），“栖栖遑遑”、颠沛流离之艰辛和劳碌，外人简直不可想象。

1939年5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重建。郑天挺又多了一个职务，就是文科所的副所长。该所所长由傅斯年担任，当时傅斯年常在四川，分身乏术，拟增设副所长一人，负责日常管理事务。笃诚忠厚的郑天挺又被傅斯年看上，力辞不得，最终还是承担下来。傅斯年是“甩手掌柜”，郑天挺才是文科所的实际负责人。文科所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机构，郑天挺倡导“采取书院精神”培养研究生，在学术之外更应“注重人格训练”。所以，郑天挺决定与研究生共同生活。当时的学生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任继愈《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记：“郑先生当时没有带研究生，而十几个研究生的生活、学习各方面的大小事，都由郑先生操心经管。”王玉哲《忆郑毅生师二三事》云：“那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是傅斯年先生，但是真正关心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却是做副所长的郑先生。同学们曾戏编一副对联曰：‘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所；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文科所最初设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后因日机空袭，搬迁至昆明北郊龙头村宝台山。郑天挺从此隔三岔五来往于城郊之间，看望宝台山上的北大学子，单程步行需三小时，成为生活常态。对于这段往事，王玉哲、任继愈、杨志玖、阎文儒诸先生都记忆犹新，将郑天挺奉为北大文科所“当之无愧的山长”。

抗战胜利后，北大筹备复校，其时北大校长胡适也是“甩手掌柜”，甚少过问学校事务。郑天挺又主动承担起繁重的复校事务，他致函傅斯年，提出物色人才、设立工学院和医学院、加强合作办学等复校十事，考虑之周到详尽，用心之细腻缜密，令人叹服。1946年，他提前返回北平，积极开展筹备复校事宜。王永兴回忆：其时，郑天挺因长女郑雯遭遇空难不久，悲恸异常，“但他强压痛苦，照常忙于复校工作，北大能迅速复校上课，做工作最多的是毅生师”（郭建荣《从〈滇行记〉说起——关于郑天挺先生的人格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后来，郑天挺子女记述：“北大复校、扩校任务艰巨，全校几千人学习、生活、校舍、吃饭等等，加之物价飞涨，经费拮据，任重事繁，郑先生肩上的担子很重。他早晨八时准时到校，晚上暮色苍茫才能回家，早去晚归，风雨无间。办公室里经常高朋满座，应接不暇，办公桌上两台电话铃声不断。……白天忙于治校，每晚在家看书备课、著书立说，直至深夜，从无闲歇。”（郑晏、郑克昌、郑克晟、郑克扬《三十年风风雨雨——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郑天挺又独力承担起北大和平过渡的护校工作。1948年底，当时北平国共高层正在谈判，社会局势复杂紧张，北大前途未卜，校长胡适已提前南下，北大师生都把希望寄托在郑天挺一人身上，热切期望他能勇挑重担，继续领导北大，“共同渡过目前的危难”。面对如此局势，郑天挺亦无二话，靠着自己的担当和勇毅，帮助北大实现了和平过渡。

西南联大三校长：清华梅贻琦（左）、北大蒋梦麟（中）、南开张伯苓（右）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到昆明后的郑天挺，如同走了“官运”，继文科所副所长之后，西南联大总务长一职也落到他的头上。1940年初，联大总务长沈履离职，并与梅贻琦等人联合推荐郑天挺继任。其时西南联大秉承“学人治校”“教授治校”的自治精神，除了校长有行政级别外，不论是北大秘书长，还是联大总务长，都类似于“没有编制的村干部”，干的都是为全校师生服务的活儿，而且没有太多的决策权和上升渠道，大多数成名教授都不愿意被此类没有前途而“为他人作嫁衣”的行政事务“绑架”，从而耽误教学和著述本业，纷纷推辞不受。但另一方面，如此重要的行政职务，也不能理解为“别人不做才轮到郑天挺来做”，若没有极高的人望和能力，绝无担任总务长、秘书长的可能。这实际上是高校行政与学术相冲突的一个悖论：人皆敬重之而望其治校，但人人又皆知其劳累烦杂、得不偿失而生怕耽误学术本业。

关于郑天挺继任总务长一事，梅贻琦校长先是亲自登门，“挽劝甚殷”（《日记》）。接着，总务长的正式聘书已然送来。两日后，郑天挺正式作函梅贻琦并寄还聘书，表达了坚辞不受之意：“区区不就之意，并非谦让，亦非规避，更非鸣高。诚以学殖日荒，思自补益”，希望未来能“专事学问”（《日记》）。此后，往劝者络绎不绝，联大领导层的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诸人甚而“组团”前来力劝，说出“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语（《郑天挺自传》），郑天挺的内心多少被这句话触动。

向来以学术为志业的郑天挺陷入矛盾挣扎，一则确实希望能专意于学术，二则教学和行政事务本已繁重，“实无馀晷再任此职”。但另一方面，郑天挺摆脱不了知识分子的济世之念。起初，不建议郑天挺接受此职的人非常多，其中以北大同仁居多，诸如罗常培、汤用彤、张熙若、陈福田、刘云浦、周枚荪、傅斯年、陈雪屏等人。好友罗常培向他提出了“最诱人”的劝诫：“君欲为事务专家乎？为明清史专家乎？”其他北大同仁考虑更多的则是利害关系：担心郑天挺陷入联大三校合作的隐性矛盾之中。如汤用彤说：“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且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矣。”（《日记》）陈雪屏等人也劝说郑天挺，不要“为此无代价之牺牲”，“清华大学同人莫不深厌痛恶于事务组”，郑天挺任职“弊窦甚多”，“其意盖谓事务组不改组决不可任也”（《日记》）。为此，郑天挺曾征求蒋梦麟的意见，蒋的态度是“此事姑缓缓，待其演变”，但并不以汤用彤等人的意见为然，某种程度上打消了郑天挺的顾虑。这时候，“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大帽子，更加激发了郑天挺作为传统读书人以天下自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不久，杨振声、周炳琳等人再劝郑天挺：若再推辞，恐怕“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日记》），“引起校际间之磨擦，影响合作局面”。周炳琳说：“以为处今日而言，大有为必不能；在合作局面下而求大改革，亦必不能；只好牺牲个人，维持合作。”（《日记》）23日，蒋梦麟出面力劝郑天挺顾全大局，暂接总务长一职，并与梅贻琦商妥，等钱端升自美国归，再由樊际昌任总务长，钱端升做教务长。郑天挺“心虽不愿”，但不便违背蒋之“师命”，最终答应“暂就”，并向梅氏提出三条件：一是答应“暂就”至钱氏归国；二是钱若归国不就此职，本人仅任至暑假；三是任职期间若有适当人选，“余决让之，不俟期满”。梅贻琦一一答应。“暂就”以后，郑天挺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此职绝不可作，绝不能作，绝不宜作，余审之熟矣。然为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能不作一牺牲。实则万一将来不欢而散，其误会、其纠纷，不将更深且密耶？”可以说，笃诚君子郑天挺深悉总务长是苦差事，但为了维系三校关系，答应做出牺牲。

1940年2月26日，郑天挺正式就职联大总务长，然而“暂就”终究成了“永就”，无人再提，一直任至西南联大解散。就在“暂就”的前夜，郑天挺特意约了好友罗常培到新滇戏院看滇剧，罗常培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后恐无此馀暇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内）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体恤师生，弥缝三校

作为北大及联大的“总管”，郑天挺面临的是无休无止的“俗务”，诸如：学校人员和设备搬迁和安置问题、校舍选址和租赁问题、办学经费和教职工薪水发放问题、学生安置和津贴发放问题、教职工及学生纠纷和管理问题，以及与地方当局关系协调、平衡三校利益和协调三校关系、复杂的人事变动等一系列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纷乱如麻。抗战时期，大量内迁人口涌入昆明，物价飞涨，住房异常紧张，办学校舍不足，设备和图书无处安置，师生的生计都成了问题。然而，西南联大不仅很快走上正轨，维持科研教学正常有序开展。这与他坚毅担当、出色的行政能力和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这也是郑天挺长期以来深孚众望，为师生推重的主要原因。

郑天挺对自身的定位很清楚，就是维持联大的行政秩序，为师生做好服务工作，从无掌控权力、彰显官威之私念。在郑天挺的行政字典里，只有“服务”，而无“管理”二字。在联大，真正的主角是教师和学生，而非管理者。在他看来，师生的事永远是大学里首要解决的事。他任职的第一天，就和罗常培谈到首先要做的两件事：“余谓就职后拟先作两事：一、调整低薪薪额；二、设法代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近日市中米价已涨至每石百零五元矣。”（《日记》）

一旦涉及师生的事，郑天挺就会心急如焚，焦虑难安。1941年3月18日，因学生“贷金”之事，郑天挺一夜不得安枕。此事本与总务处无关，但因查良钊去了重庆，樊际昌也走了，由陈雪屏新近代理此事，郑天挺认为“若不代筹善策，一旦溃决，恐难收拾”，所以一早八点到校，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饭食费用标准数定为二十四元，食米照二斗一升计，米价每石超过五十元者，由政府津贴；二、饭食费用标准数与食米津贴合计作为三十二元。”（《日记》）翌日，郑天挺又详细提出教职员房租津贴发放方案：“余意改为教职员本人每人二十元，直系亲属每加一人加五元。”原本还有第二套方案，但他考虑到“就全校言，年富者大都薪低而堂上存”，此办法对于“年富而人少者有利”（《日记》），可见郑天挺对中青年教师的体恤和关心。

抗战时期，昆明物价飞涨，郑天挺对于教师生计之艰难当然有深切体会，所以自其担任总务长以来，“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1943年9月1日，他得知上月薪水尚未发放，“为之大怒”，“责令下午必发”。并在日记里痛心地写道：“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从这句话里，我们感受到了他时刻以师生为念的那份人情。1944年10月9日，郑天挺得知学生教室工程尚未完工，非常气愤，和事务组刘姓行政人员发生争执。对此，他在日记里写道：“此辈但知平时谄谀长官，联欢长官左右，而不知其责任，更不知学校主体在学生、在教授，令人生气。”1945年4月，郑天挺为经费发放开始犯愁，预算联大各处需发放款项高达4130多万元，而学校仅筹款项1450万元，尚有2600多万元的巨大缺口，郑天挺奔波于各大银行，筹措半月尚无着落，为之气躁，时常郁闷发怒。

尽管无休无止的“俗务”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但对他伤害最大的，还是因行政事务引起的误解。就在郑天挺担任总务长半年多后，梅贻琦突然提出辞去常委会主席一职，引起各方猜测。郑天挺也深感诧异，起初怀疑“有人拨弄其间”，后来得知，可能是梅贻琦对他有两方面不满所致：“一晨起迟，二无魄力。”郑天挺倍感冤枉，一面检讨自己，认为“晨起迟”确实“当切实深省”。这当然是因为他白天忙行政、熬夜做学问所致，对此郑天挺不愿辩解。然而针对“无魄力”的指摘，则内心隐隐不平，他在日记里写道：“当二十六年（1937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不知所谓有魄力者，亦能如此否也？今日他校职员之纷纷而来，多所请求，而北大独无之者，岂非当时个人蹈万险换得者哉！今日以此相责，非所心服也。”（《日记》）这样的自我辩白，直接对梅贻琦表达不满，在日记里极为罕见，但郑天挺所言确为事实，就在当年他孤军奋战、独撑危局之时，谁又能体会他的艰辛和难处？所谓“无魄力”的言论，实际上是郑天挺从未表现出张扬高调的姿态，他总是默默把事做好，而不是张扬自炫。即便如此，郑天挺仍从大局出发，表现出不以北大为私的公心。他考虑到梅贻琦辞职后，总务长郑天挺、教务长樊际昌、秘书主任杨振声均为北大人，联大将形成“以北大治三校”的局面，所以想方设法挽留梅贻琦。在给梅氏的信函中，郑天挺反复斟酌用词，可谓费尽心力。并亲自代表蒋梦麟劝说梅贻琦留下：“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关系甚大，请不再言辞。”（《日记》）郑天挺的这一努力，完全是出于维护三校团结的考虑。

1941年上半年，教育部下拨联大经费只有三校原额的65%，应各自补足35%。郑天挺请求补足联大经费，并提出拨给美金设备费，“以其既得实惠，且免他校误会，复可为将来复校时多求增加之地步”，于是教育部从清华基金里拨出50万元。或许是有美金设备费之请，以及郑天挺作为北大人的身份，招致清华误会，以为北大请款而从清华经费里出，是“北大用政治力量压迫清华”。郑天挺在日记里感叹：“今请补尚未成，已来诽谤。作事抑何难也！”由此可见，郑天挺协调三校关系之不易。

1938年，昆明北郊宝台山：西南联大时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在地 源自石璋如调查、石磊整理《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中西书局2018年版

今人提及联大的辉煌，皆言联大三校精诚团结，通力合作。但三校融洽局面的背后波折甚多，实则来之不易。如何协调三校合作，平衡三校利益可能是最为棘手的问题。郑天挺起初不愿出任联大总务长，最大顾虑就是北大与清华、南开的关系，而最终接受这一任命，也是为了维护三校的团结。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云：“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可是，有多少人知道郑天挺“处处调停”“弥缝三校”的良苦用心？ 

凡事不可有我，而不可无人

郑天挺为北大及联大的付出，当年旧人都是有目共睹，念兹在兹的。王永兴《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天挺先生》记：“西南联大在云南近八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多在重庆，很少到校；领导主持西南联大校政者，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郑天挺、潘光旦三位先生。天挺先生之任尤重。”而且，郑天挺操守极严，奉公廉洁，从不妄求妄取。王永兴回忆说：“当年北大的经费出入均掌握在郑先生手中，他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同事都说‘出污泥而不染者，唯郑先生可以当之’。”（郭建荣《从〈滇行记〉说起——关于郑天挺先生的人格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罗常培女婿董式珪回忆：“联大三个校长中，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都是常年住在重庆。轻易不来昆明，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由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主持，而更多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郑先生负责。因白天行政事务缠身，郑先生只得深夜加班从事他所喜爱的史学研究工作，并做出了卓越成就。”（《往事如烟——忆罗常培与郑天挺二位先生》）对此，罗常培长子罗泽珣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

郑先生是西南联大教授，又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具体的行政工作的重担全落在郑天挺先生身上。事后才知道，西南联大的教职工当时之所以能按时发出工资，和郑先生到处筹措有关。……抗战八年，三校职工均能和睦相处，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办成了国际一流的大学，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人才。有的学生后来得了诺贝尔奖，有的人后来在研制两弹一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至今没忘了西南联大。办好学要有后勤工作保证，倘若当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教学工作也难于正常进行。西南联大之所以在当时能办成国际一流的大学，与郑天挺先生当时拄着“天挺虬杖”终日奔波在石板路上，风雨无阻地为办学而操劳有关。郑天挺先生的默默奉献，对西南联大八年办学功不可没。（《怀念郑天挺先生》）

在罗泽珣印象中，郑天挺一生保持“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稳健长者风度”，遇事冷静，总能妥善处理。不过，郑天挺的能力不止如此，若全面来看，他的“大智慧”可以公、诚、谨、韧四字概括之：所谓“公”者，就是做事从来从大局着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常能超脱于派别、利害私念之上，处事既讲原则又知变通，甚少有意气用事、妄断是非、拘泥教条之处；所谓“诚”者，就是一生忠恕待人，重情重义，笃厚热诚，常能推己及人，与人为善；所谓“谨”者，则是严于律己，低调谦和，恪守本分，慎言敏行，事事不苟，处事极富条理；所谓“韧”者，则是坚定乐观，冷静沉稳，故而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遇事不苟，处繁不厌，总能找出相对稳妥的办法。而其中最可宝贵的，应该就是他那颗笃诚的“公心”。最触动我的是，郑天挺关于行政工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今日偶思及规划筹谋，不患不精明而患不周密，不难于忠尽而难于无私。凡事不可有我，而不可无人。”（《日记》）

郑天挺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 源自澎湃新闻

1941年初，北大当局为了节约经费开支，计划不再租用北大文科所在靛花巷办公用房。文科所经费预算每月500元，当时实际开支则过千元，其中靛花巷房租一项就有440元。文科所同仁都对郑天挺很失望，认为他不能据理力争，保住靛花巷用房。汤用彤给他留条说：“学长一去，大家飘零。”这个“学长”是指文科所所长傅斯年。罗常培也留话给他：“子可谓忠臣，而非诤臣也。”面对两位好友的不理解，郑天挺内心无比难过，在日记里吐露心声道：“莘田（罗常培）怪余不争，然余又何能以三数人便利之故，而虚耗校款？况以三数人者，余亦在内乎？”由此可见郑天挺识大体、顾大局的胸怀。

郑天挺做事，确有“尽公不顾私”的一面。随着物价飞涨，学校经费、教师薪水以及师生各项津贴的筹措越来越困难。1942年9月初，他一直在考虑节省经费开支问题，并提出方案：自10月起，教职员每人发放住房补贴一100元，各宿舍用费则由住宿同人自理。蒋梦麟、梅贻琦皆赞成，即经常委会、校务委员会通过。削减经费是得罪众人的事，陈雪屏认为“总务处必大挨骂”，果然不出三日，此事传遍学校，遭到教师普遍反对。对此，他在日记里写道：“然余自谓出之大公，余亦住宿舍者也，其便利身受之，固不敢以此自私，以此损及学校而不顾。”

1942年9月30日，联大众人在文化巷开会。刚从重庆返回昆明的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当着联大众人的面说：“重庆来者均言各大学总务长莫不为众矢之的。”而“联大独为例外”，这都是因为郑天挺“以德称也”（《日记》）。这个“德”，实际上就是称赞郑天挺的公心。清人顾炎武《精卫》诗云：“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巢。”世间多数人都在为己奔忙劳碌，最缺的就是为他人、为社会谋福祉的公心。对于此类情形，郑天挺也很无奈和心寒。1944年12月9日，因岗头村北大筹备处搬迁事宜，同事之间出现沟通隔阂。他在日记里说：“大抵平时不甚融洽，临事遂不相信赖，各急其私，乃置公而不顾。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同人之自顾者皆先后私离，而忠实留守者反致饥寒，亦此故为之祟。”

晚年的郑天挺 源自澎湃新闻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梦麟、梅贻琦、胡适抛下北大、清华去了台湾，只剩下郑天挺独撑艰局。1952年的院系调整，郑天挺因与蒋梦麟、胡适的关系，深受其累，一纸命令即被调离北大这个管了十八年的“家”，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郑天挺内心坦然，服从组织分配，过往的艰辛付出和所有荣耀都在这一刻放下。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