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六一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谪居修文而悟道，在黔创立阳明学派，贵州人为纪念这位大师，在城南环墙建路时，以阳明为街名。据研究贵阳历史的专家考证，阳明路原址是经营食盐的地方，老地名叫“盐行街”；右面曾有三座牌坊，因此这段路也被称为“三牌坊”。民国年间整理街名时，当局把大十字到大南门这段路统称中华南路，盐行街和三牌坊的地名，才慢慢被人忘却。

　　邮电大楼对面，在城墙之内有一匹小坡叫片子山。这匹坡从黔明寺延伸到如今的海关大楼处，坡高40来米，长100米左右，长有许多年深日久的古树。坡虽不大也不高，但却有永祥寺、斗姆阁、三圣宫、吉祥寺、黔明寺、华严寺、燧皇宫、华光庙、天后宫等九座庙。其中既有佛寺，又有道观。这就是老贵阳有名的“一山九座庙”。小小的一座山，寺庙如此密集，在贵阳甚至在贵州，独一无二。

　　其中的黔明寺，建筑考究，饮誉黔中。此寺修建于明末，到清咸丰、同治年间逐渐荒废。士绅舒竹平趁机将此寺据为己有，改名舒家祠堂。民国二十年（1931），有人偶然发现修建黔明寺的石碑，贵州省佛教会据此上诉，并在平刚、向义先生的支持下，收回了黔明寺，此后黔明寺香火日旺。住黔明寺的既有高僧也有恶徒。前者如广妙法师，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后者如方丈续宽，他不仅超出三界之外，还涉足政治斗争，甚至组织武装与解放军对抗。贵州军阀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的夫人们都是黔明寺的居士，常来上香捐资。来献米贡油的信众更多，以至于全寺僧众不仅不用买米油，而且还可以用信众所献粮油办斋会。

　　提到阳明路上的黔明寺，不能不提在它旁边的贯城河上的贵阳名胜“六洞桥”。这里有六座小桥，横跨在贯城河上。桥与桥之间，只有10来米。老贵阳人在不到100米的河段上修这么多桥，历来有两种说法。老百姓说，这些桥都是山上的寺庙修建的。由于佛、道信仰不同，和尚修的桥道士不走，道士修的桥和尚也不走；即使同一宗教，这座庙修的桥，那个庙的人不走，反之亦然，于是就陆续修了六座桥。文人雅士们则说，苏东坡在杭州西湖所建六桥，成了西湖的名胜，贵阳也应修六座桥，培植风景，增加文气。短短的一截小河，有六桥架于其上，这在全国都很鲜见。这些修于明朝的小桥，既有实用的价值，更富有审美的意义，成了老贵阳城内的一个胜景叫“月殿虹桥”。更令人深感骄傲的是，大名鼎鼎的张之洞就诞生在这个片区。刘隆民先生著文说解放前他来这里时，只看到两座桥，其中的一座桥上建有亭子，桥头住有一户人家，这座桥好像只有他一家人走，可谓“独家桥”了。当时是否还有六座桥，没有去数。但据徐一鸣先生说，1952年时六座桥就只剩两座了。

　　1958年政府修建了横跨南明河的“朝阳桥”，挖开了那有九座庙的小山，修通了从火车站直到邮电大楼的朝阳路。除黔明寺之外，“一山九座庙”小山上残破的庙宇都被拆除了，只是在朝阳路的左右各留下一个高高的土墩，还可见证那个小坡上曾经有过的宗教世界。后来在这两个土墩上修建了海关大楼和喜来登大厦，这个很有名气的小坡，从此消失了它的踪影。在同一时期，六洞桥剩下的两座也作了改造，加上贯城河严重污染，昔日的“月殿虹桥”已面目全非，风光不再。

　　此节所记历史，据杨念放、刘隆民等先生所著文章獭祭而成，我那时还小，不可能对昔日的阳明路有亲身感受和考证它的来历。

　　我从小到大是在阳明路上的贵阳三中宿舍长大成人的。我感到这条已有四五百年历史的老街令人称奇的是佛教寺庙、尼姑庵、道观一应俱全，会馆、书社、商号让人赞叹不已。饱经世纪风雨的阳明路，古往今来不乏贤者智士，名师巨贾。我们对这条街太远的历史，遥不可及，但从杨念放兄等有心人收集到的一些史料中了解到了这条街居住和工作过的一些人物的逸闻趣事。

　　我们在阳明路所居的三中教工宿舍前身为两广会馆。1919年名医邓光济留日返乡，在此创“贵州陆军医院”，首引西法接生。其后，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在贵州陆军医院旧址上兴办，李宗恩博士、钟世藩医师（钟南山父，其随父母居阳明路）皆出入于此。在会馆侧面曾有“一个人”的出版社——时代出版社。其编辑出版，用草粉纸印刷的《贵州名贤传》至今还可在台湾见到。”时代出版社老板为一广东流亡青年学子，名张开。大概出于生计，他时常在阳明路口的“老同兴”酱园出入。解放后，这里变成了中学。我另有文记三中旧事。

　　位于阳明路前段是民国周西成名将张显尧的公馆，20世纪50年代被改造为五金社、贵阳第三面条社，我小学同班同学小黑皮余红刚家住在面条社的楼上。据后来成为著名导演与编剧的杜汉杰老师告诉我：小黑皮家和他家是邻居，同住在二楼。小黑皮母亲叫谭素华，一个勤劳苦命的女人。从小就是孤儿，与小黑皮父亲余鸿章结婚后生儿育女，奉养老人，含辛茹苦。余鸿章喝了酒或不顺心就打她。他母亲便出面责怪余保护谭。所以他们两家关系很好。杜老师家被下放到“龙里林场”后他们都去龙里探望过他父母，他五弟去世，黑皮都去悼念。小黑皮后来当过贵阳一服装厂的厂长。公馆遗留下来的精雕细刻的古代戏曲人物与花板，可见当年的盛况。有意思的是贵阳文物局商店有一对镇馆文物青花圆缸，上绘有三国人物。据云，这对缸被面粉社用来泡米做米粉，文物局人员以极低的价格购得。这对缸想必是张公馆旧物。

　　阳明街中段的三圣宫侧为辛亥老人平刚之公馆。老人留日时加入同盟会，曾任民国总统府秘书官，返乡后居此。常锦的老同学回忆道：我们两广中学厨房后面有一寺庙，我们爬上去玩，还有许多菩萨，我们操场右边就是平刚公馆后院，常飘来鸦片烟味道，大家都知道这烟味是从平刚家吹过来的。老师说政府允许他抽鸦片，原因是平刚和孙中山一起闹革命。我们还见过平刚，他有好几个老婆。民国名人张道藩（盘县人士）抗战期间回乡，必登其门。平老谢世后，公馆并为“六洞街小学”，1959年建遵义大道时拆除，与三圣宫一并湮没于旧城早期改造的尘土之中。

　　上世纪40年代，阳明路159号“洋楼”是贵州省社会贤达双清、吴雪俦、张吉坞等公开聚会之处或暗中联络之处。丁道谦、梁聚伍等先生在阳明路编《贵州民意》，议论时政，名噪一时。

　　民国的先贤们多具不俗的书法，在阳明街华严巷内曾居住一民国立法委员——商文立博士。1982年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过其书展，称商先生“对弘扬中华文化，倡导书法教育，贡献殊多”。其后代余亚莉、余约林（商显章子女）等，于80年代从老街移居港台。

　　余生也晚，无缘见到当时出没在阳明街上的辛亥老人平刚、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名医邓光济等人物，但还依稀记得阳明街上一些文人、书法家、画家、商人和政要的模样。

　　在阳明街黔明寺旁有一门前挂有“余文山寓”黑牌白字的小院。在这一经常紧闭的小院里住着书法家余文山先生。黑牌为书法家余文山所书，书法端正劲道，足见功力。贵阳多处商号店铺，饭庄银号匾额皆为老先生所书，可见书家在贵阳的名气。我们听说他用扫帚写特大的字，可从未见过他是怎样写的。余先生精瘦清癯，神姿飘逸，安步穿街，是为一景。

　　在阳明街道城南小学宿舍居住的是我同学刘维生的父亲、国画家刘知白先生。刘先生视绘画为生命，每天都在作画，他家房屋狭窄，刘先生作大画时，只能将纸钉在门后挥毫泼墨，创作出一幅幅大写意作品。那时我们不知她父亲会终成中国近现代画史上的一个大师，只觉得她父亲和蔼可亲，对索画的任何人，都慷慨赠予。使我感到好奇的是她父亲除了用毛笔，还可以用大拇指蘸墨画画。

　　我们从小就认识的黔明寺的怀一法师是位气宇轩昂、高大英俊的出家人，听大人说他是因恋爱受挫，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他从一佛学院毕业后，云游到贵阳，遂成为黔明寺的方丈。法师“文革”期间被迫还俗。80年代初，曾在黔灵山禅房讲佛学、唐宋诗词。

　　阳明路还有一条名叫华光巷的由石板铺路的狭长小巷，巷里分布有一处院落，有些院子已经变成了大杂院，有的却保留了下来。我母亲认识的名医邓光济的女儿邓老师夫妇就住在其中的一座院子里。邓老师有日本血统，他们的女儿邓恩康长得洋气漂亮。她家的邻居杨念放比我大几岁，是我母亲的学生。他会拉大提琴。我见到他肩背大提琴从我们面前走过时，对他十分羡慕。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杨念放的父亲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将领。

　　住在华严巷的王忠弟的父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裁缝。据说他父亲能做西装。他的表哥黎培基是位画家，受其影响，忠弟从小就画画。他后来凭会画画的技能，进入贵阳铁路局宣传部。他画的各种火车头，小的仅有邮票般大小，精致入微。他所绘油画犹如伊朗细密画那样精细。王忠弟在贵阳火车站有画室，工作条件很好，这使他放弃报考美术学院、调到市美协的机会，他一直在铁路局干到退休。我在20多年后见到这位个头矮小、精神很好的画家时，他的头发已经斑白了。忠弟不善言辞却喜欢参加朋友聚会，我在艺术界朋友聚会的不同场合见到他。他的嗜好是收藏手表和怀表，有朋友去他家时，见到他家里墙上挂的、桌上摆放的全是钟表，还以为他是位钟表匠呢。他还通过偶然的机会，从一位急需用钱的朋友那儿，购到几十件不同历史年代的青铜镜。他告诉我他将这些青铜镜放在皮鞋盒里。

　　茅台酒的创始人之一赖永初家族也住在阳明街上。最具黑色幽默的是，我们是在赖永初落魄之时，见到这位国酒的创始人，“文革”期间，他被红卫兵勒令挂牌扫街，样子有几分狼狈。

　　住在阳明路旁六洞街上一小院中的杨文山先生是位学者和藏书家。他夫人何智华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位既保持传统又具新知的知识分子。何老师与我母亲是好朋友，我常随母亲到杨宅做客。穿过石板铺就的小巷，拾级登上院门，推门即见花木扶疏，有假山点缀鱼池的小院，沿小径即步入古色古香的会客室。我母亲到后，杨先生通常问过好后，就退回到他的书房。我还记得他挟着书走过去的模样。我在杨宅感受到了何为读书人，何为书香门第。

　　几十年后，当我回到贵阳，得知两位老人已经辞世，他们的小院被拆除，不禁感到几分惘然。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国学大师吴梅弟子的杨文山先生的数千部古籍经典藏书（包括有吴梅、杨先生印章、眉批的古书）被我所认识的藏书家舒奇峰所继承，完好无缺地保留了下来，薪火相传，成为一段颇具传奇的故事。

　　说到阳明路，当然得提到这条路上的芸芸众生，引车卖浆者。上世纪50年代这条路上民国旧风犹存，下江人、安徽人、湖南人（抗战时迁入）择乡而聚，在这条路上，遍布织染、打扣、制酱、木工、酿酒、马车运输等各行各业，在这一时期，“杨马车”“单马车”并存，运输行业的竞争之剧烈就可想而知了。有意思的是，张姓安徽人经营的煤业加工，在街上却是一独门生意，他的加工业务竟然维持到60年代。那时，城南一带“丧葬一条龙服务”，则由阳明街沈、王两位“道士先生”包揽。透过这些行业，使人了解到阳明路的世间百态。

　　在20世纪60年代初现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这些孩子都在挨饿，因为缺乏粮食，大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来让孩子们填饱肚子，我记得我们吃过根粉、观音土，喝过小球藻……而在我们上学到四年级时，“文革”爆发，破四旧首当其冲的是黔明寺，狂热的红卫兵将寺内的菩萨砸个稀烂，将和尚扫地出门，抄家，阳明街上的“地富反坏右”家庭无一能幸免，我家因父亲是右派、母亲被打成“美蒋特务”遭到迫害。上世纪70年代初，母亲申请调动到贵阳十四中，我们全家搬迁，离开了面目全非的阳明路。

　　我当年在阳明路的街坊子弟，城南小学的同学并未因我们家搬迁而失去联系。在阳明路长大的这些街坊子弟，曾在城南小学、贵阳三中就读过的学长、同学，近二三十年来，涌现出一批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人才，他们中的佼佼者有曾担任过贵州省副省长、贵阳市长的孙国强、贵阳市副市长杨泽慧、贵阳司法局局长周昭明，教授、博士有潘盖、罗余才、曾理、王六二，诗人杨念放，艺术家黎培基、王忠弟，剧作家陈泽恺、杜汉杰,中央电视台编导、制片人张增强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我从海外归来，回到阔别已久的贵阳时，得知阳明街变成花鸟市场和古玩一条街。在这条街上的古玩店、地摊上不时出现的古董、文物、字画如威宁地区出土的汉代青铜器、陶器、安顺出土的明代青花、清代民国时期贵州名人莫友芝、姚华的字画，近现代贵州著名国画家刘知白、宋吟可、方小石的作品……使阳明街的古玩市场火热过一阵子。我未曾料到，我的发小曾珠会迷恋上古旧之物，她与她的先生书法家周运真在街上开了一个小店。在三四十年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又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这真是人生的缘分吧。我曾怡然自得地坐在他们店内的太师椅上品茗，欣赏他们收藏的古玩，与前来逛市场的贵州文化、艺术界老人秦元春等先生打招呼。

　　我本以为阳明路这条古街会凭借王阳明这块金字招牌，几百年连绵不绝的历史文脉，日趋兴盛的文物市场将会与甲秀楼一样，成为贵阳的文化历史标识与符号。殊不知，“城市改造，房屋开发”的力量太大，阳明路最终被推土机推平，让位于高楼大厦、豪华宾馆。阳明路名存实亡，仅成了一个模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