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现象

　　盗墓现象由来已久，历代不绝。三国魏文帝曹丕曾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西晋史学家皇甫谧亦言，“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

　　盗墓现象的产生，与古代的厚葬习俗密不可分。

　　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更加强化，先人魂魄受到后人无限崇拜，社会开始崇尚厚葬。考古发掘的殷商贵族王室墓，规模浩大，墓穴精致豪华，随葬物品丰富。姬周取代殷商后，继承了厚葬之风，不同阶层人士的墓穴和随葬品规格都有不同的规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随葬品越多。

　　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管仲君臣、儒家、墨家等都主张薄葬，但仍然无法扭转厚葬之风。人们把厚葬当成炫耀地位财富的方式，导致大量珍宝重器聚集地下，盗墓现象由此产生，“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严刑重法都无法遏制，吴王阖闾墓“违礼厚葬”，结果不到10年就被人盗掘。

　　著名的秦公1号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奢侈，葬品丰厚，不仅是我国目前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墓葬，更是盗掘次数和盗洞数量最多的墓葬。考古工作者发掘此墓时，刚揭开墓上的耕土层，就发现盗洞247个；发掘到第3层台阶平面时，有盗洞60余个；发掘到椁室时，仍有盗洞十余个。考古学家据此推测，秦公1号大墓从汉代一直被盗掘到唐宋，几乎成为这一时期盗墓贼必去之处。

　　秦末大乱，虽然史书中有项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的记载，但据历史学家考证，项羽军事集团和关东群盗只是进行了局部破坏洗劫，可以“确认秦始皇陵地宫历经2000多年，依然完好”。

　　西汉时期，“掘冢”挖墓成为常见的发家致富营生，逼得汉文帝在遗诏中千叮咛万嘱咐要薄葬，以避免盗掘，但其子汉景帝违背父皇嘱托，继续厚葬，导致汉文帝陵多次被盗。西汉诸侯王多作恶地方，广川王刘巨有公开盗墓的特殊嗜好，“发冢墓不可胜数”，将位于王国内的周幽王、晋灵公、魏哀王等古代王陵悉数盗掘，甚至连以清廉著称的西汉名臣袁盎墓也不放过，结果发现“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

　　两汉之际，赤眉军攻占长安时，曾公开以武力发掘西汉帝陵。东汉末年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疾疫、战乱、灾荒导致社会空前动荡，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盗墓现象开始普遍化、公开化。

　　董卓挟持汉献帝离开洛阳西行长安时，将帝陵和贵族墓冢盗掘一空。曹操在军中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这些人专门指挥盗墓，用盗冢掘墓所得财物养兵，所以袁绍讨伐曹操檄文中有“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之语。摸金校尉也因此成为当代盗墓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上行下效，民间也是盗墓成风。珍贵古籍《竹书纪年》即是西晋时期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魏襄王墓所得。

　　唐末五代时期，最著名的盗墓人物非耀州节度使温韬莫属。温韬地盘主要在关中地区，他利用地利、职务之便，疯狂盗掘唐朝帝陵，“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温韬后来投降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宰相郭崇韬明确表示，“此劫陵贼尔，罪不可赦”。温韬行贿庄宗皇后，才躲过一劫。

　　北宋年间，写出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仁宗朝宰相、词人晏殊，去世后仅23年，其墓就被盗。晏殊生前清廉，随葬品不多，盗墓贼因只得到一条“木胎金裹带”和几两黄金，竟然一怒之下将晏殊尸骨砸碎。

　　元朝时，甚至出现僧人盗墓现象。《元史》载“金溪豪僧云住，发人冢墓取财物”。藏传佛教僧侣、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江南释教都总统的杨琏真迦，“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竟将所盗金银财物修天衣寺。杨琏真迦还把南宋皇帝尸骨聚在一起，上建“镇南”塔镇压，甚至将宋理宗的头颅做成酒具。

　　明朝中后期，专断朝政的宦官亦加入盗墓行列。万历年间，兴国州（今湖北省阳新县一带）百姓盗掘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子杨氏墓，“得黄金巨万”。案发后，万历皇帝派宦官陈奉将黄金运进内库。陈奉到兴国后，为利所诱，“悉发境内诸墓”，甚至还到武昌、汉阳、黄州等地盗掘，以致激起武昌民变。

　　到了清朝，不仅古墓会被盗掘，连新葬的富人墓也会被光顾。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盗墓案件，莫过于军阀孙殿英1928年7月对慈禧、乾隆等陵的武装盗掘，以致被后人称为东陵大盗。

　　盗墓心理

　　千年以降，盗墓行为如此猖獗，与盗墓者动机密不可分。

　　求财是盗墓贼最普遍的目的，劫取墓主人随葬财物是他们的首要需求，皇甫谧曾说“丰财厚葬以启奸心”。秦景公墓作为现存最大、同时也是被盗掘最多的古墓，就揭示了厚葬与盗掘之间的逻辑关系，古墓尤其是王陵大多用材考究，有人盗墓就是为取用板材、墓砖等充作建筑材料。

　　有人盗墓求财为己，有人则是取宝媚上。宋徽宗喜欢商周青铜器，陕西转运使李朝儒“破商比干墓”，盗得直径两尺、上有16字款识的铜盘，献给徽宗。幸亏徽宗在此事上圣明，言道“前代忠贤之墓，安得发掘”，不但把铜盘退回，还罢了李朝儒的官。

　　有人掘坟则是对墓主人进行报复。春秋时期，楚平王昏聩，信用奸佞，冤杀正直大臣伍奢、伍尚父子。伍奢的另一个儿子伍员（字子胥）逃到楚国世仇吴国，受吴王阖闾重用。楚平王死后，楚昭王即位。伍员率领吴军伐楚，攻克楚国首都郢都。伍员为泄愤，“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

　　还有人对墓葬封土兴趣良多。位于陕西兴平马嵬坡的杨贵妃墓，原有封土体积颇大，土质泛白。民间流传贵妃墓封土可以润肤美容，结果被历代爱美女子不断挖取，封土逐年减少，最后不得不用青砖包裹墓冢，才得以勉强保存。

　　盗墓者诛

　　中国传统礼俗讲究入土为安、死者为大。为维护死者尊严，维系亲族感情，历朝历代对盗墓的打击一以贯之，毫不含糊。

　　先秦时期对盗墓就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法律规定，汉朝将盗墓行为上升到死刑处置，《淮南子》有言，“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也明确规定，“盗发冢”与杀人同罪，都要处以磔刑：先割肉离骨，再斩断肢体，最后割断咽喉。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太安四年（458年）十月，文成帝拓跋濬北巡阴山，见“有故冢毁废”，当即下诏“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

　　唐朝《唐律疏议》则依据盗墓行为造成危害大小规定不同处罚。“诸发冢者，加役流”，各种盗墓行为都要罚处劳役，流放远方；“已开棺椁者，绞”，打开墓葬棺椁者，绞刑处死；“发而未徹者，徒三年”，没有打开棺椁，判处三年徒刑；“其冢先穿及未殡而盗尸柩者，徒二年半”，如果墓穴事先已经自然塌陷露出尸柩，或者尸柩在外尚未掩埋，盗取尸柩的，判处两年半徒刑；“盗衣服者减一等”，盗取死者衣物的，减轻一等处罚；“盗器物、砖、版者，以凡盗论”，盗窃建筑材料的，按照一般盗窃罪处罚；“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盗窃帝王陵墓草木的，判处两年半徒刑；“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盗窃普通百姓墓地树木的，杖打一百。唐律明确规定，“开劫坟墓”为重罪，不在赦免之列。

　　唐律对盗墓犯罪的惩罚规定，为后世的宋元明清继承。宋元均严惩盗墓行为，明清法律对盗墓的惩处条文更加详细完备，还根据主犯从犯、犯罪次数多少，施以不同处罚。

　　除朝廷法度外，民间野史也多有盗墓遭恶报的奇异传说，显示民众对盗墓行为的愤慨。据周密《癸辛杂识》载，杨琏真迦盗掘宋陵时，曾用脚踢宋理宗头颅，随后足心开始疼痛，后蔓延至双腿，“凡数年，以致溃烂双股，堕落十指而死”。

　　尽管历朝历代惩治盗墓法律严厉严密，但盗墓行为仍屡禁不止。除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时朝廷甚至参与到盗墓分赃行为中，乃至公然组织盗墓，曹操设置摸金校尉，明朝万历皇帝派宦官将百姓盗墓所得黄金运进宫内，均是执法犯法。直到建国后，司法机关严格依照法律惩治盗墓犯罪，才有效制止了盗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