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江西省浮梁县的县衙是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古县衙，其中保存的大量楹联所折射出的廉政观与法制观，堪称是中国古代衙门廉政文化和法制文化的精粹。

　　浮梁县自唐宋以来，一直具有比较重要的经济地位，特别是以茶叶和瓷器而闻名于世。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无疑是浮梁茶最有名的“软广告”；而浮梁县下属的昌南镇出产的瓷器更是畅销海外，据说中国的英文名（China）便是由“昌南”（Changnan）的音译而来，可见其影响之大；也因昌南镇出产的瓷器太过出名，故而被宋真宗赐予了景德年号，成为唯一一个因年号而得名的历史名镇——景德镇，以至于到了今天，浮梁反倒成为景德镇市下属的县。繁荣的经济，加上白居易、范仲淹、苏轼等历史名人都在浮梁留下了足迹，也打造了一方山水人文，被汤显祖誉为“人喜儒而化鄙，吏好学而明臧”。

　　浮梁县衙规模宏大，被誉为“江南第一县衙”。在我国古代，县级衙门是最低一级的地方衙门，但它承担了大量行政和司法事务，是国家统治和治理的基础，因而知县也被称为亲民之官，老百姓则管他们叫“父母官”（知府被称为“老公祖”，显然又隔了一层）。据《清通典》记载：知县的职责为“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可谓是无所不管。

　　既为民之父母，就应当关心、爱护百姓，为民服务、替民作主。这就要求知县在公堂之上，要做到清正廉洁，秉公办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此，浮梁县衙楹联的内容，大多数都与此有关。

　　其一，为官之道，在于爱民、亲民、惠民、济民、利民，这也是浮梁县衙楹联所反映出的廉政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浮梁县署大门上第一道对联写道：

　　治浮梁，一柱擎天头势重；

　　爱邑民，十年踏地脚跟牢。

　　说的就是知县上受皇命重托，下系百姓身家性命，如擎天之柱，责任重大，因此，必须爱民如子，脚踏实地，恪尽职守，造福一方。这种“爱民”情怀，可以说是浮梁县衙楹联的核心思想。

　　县丞衙署大门的楹联写道：

　　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

　　取一文，官不值半文钱。

　　典史厅中柱的楹联写道：

　　不嫌案牍劳神，一心为国；

　　专替地方办事，两袖清风。

　　其二，勤政爱民的具体体现，就是为官清正廉洁。县衙大堂“明镜高悬”的牌匾下，就有着这样一副对联：

　　职在地方，敢以热心问世事；

　　民呼父母，仅将清节传儿孙。

　　为官一任，不仅要尽心尽职，更要不负百姓期望，勤政廉洁，为自己、为后人留下清廉的好名声。大堂内上方的对联，也道出了这种情怀：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

　　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其三，做到清正廉洁的关键，在于严格自律、克己奉公，加强个人自身的修养。浮梁县衙从大堂到三堂的楹联中，都有这方面的内容，既是对县衙官吏的要求，也是时刻敲打的警钟。

　　大堂是知县日常办公、审理案件之处。作为一个地方长官，能否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全在大堂上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之间。因此，在大堂之上“亲民堂”牌匾下的楹联，就提出了这方面的基本要求：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

　　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二堂是知县预审案件与调处纠纷之处，在“正大光明”的牌匾之下，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

　　民心即在吾心，信不易孚，敬尔公，先慎尔独；

　　国事常如家事，力所能勉，持其平，还酌其通。

　　三堂是知县办公、读书和接待朋友之处。公堂之上，能否做到克己奉公，与平日的修身养性是分不开的。因此，作为一个称职的地方官，首先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抛开个人的荣辱得失，真心实意地替民作主：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在县衙所有的事务中，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大概就是司法办案了。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因此，浮梁县衙的楹联中，对此提出了特别要求：

　　首先，审理案件固然要两袖清风，但更要一身正气，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阎罗气象，这是秉公断案的基本要求。

　　县衙大堂前大金柱上的楹联写道：

　　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

　　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

　　其次，办理案件既要依法办事，也要合乎天理人情。县衙大堂后大金柱上的楹联写道：

　　法合理与情，倘能三字兼收广无冤狱；

　　清须勤且慎，莫谓一钱不要便是好官。

　　……

　　浮梁县衙楹联所反映的廉政观与法制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堪称是父母官的座右铭。而县衙的“名宦祠”和“贤侯祠”所奉祀的历任知县的事迹，也正是对县衙楹联所反映的廉政观与法制观的身体力行，为浮梁县衙楹联所体现的廉政观与法制观留下了现实生动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