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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执法“水镜无私”

来源:人民法院报 原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10-21 15:47:33

  历代有不少人抨击诸葛亮压抑、排斥、打击另一位被刘备托孤的大臣李严。有人甚至说,李严被废是蜀汉最大的疑案之一,是诸葛亮玩弄权术排斥异己的结果。实事果真如此吗?

  从《三国志·李严传》看,李严的人品和犯罪事实清清楚楚,他卑鄙自私,贪婪自大,名利心重,对人苛刻,难于相处,对国家缺乏应有的忠诚度,受到惩处完全是咎由自取。相反,从诸葛亮对李严的惩处过程来看,诸葛亮真正做到了“水镜无私”。正如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所说,“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即水平正,歪斜的物体就会以此为准,镜明亮,丑陋的人面对它也不会发怒。水平、镜明,所以能使万物无怨恨,原因是“水镜无私”。诸葛亮善于运用刑罚,自秦、汉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人。

  先来客观分析一下李严被刘备托孤的情况。《李严传》载,“章武二年,先主征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先主传》载:“先主病笃,讬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综上可以看出,刘备托孤的人事安排确实是“亮正严副”,刘备托孤之后,全权负责蜀汉的一直是诸葛亮,李严只是偏居一隅,事事都得听从诸葛亮的安排,从来都没能与诸葛亮并列,也不能与诸葛亮相抗衡。

  但是,李严却没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与作用,总想利用“托孤大臣”的身份,为自己捞取更多的好处。《李严传》载,“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即我与诸葛亮一同接受先主的嘱托,深忧责任重大,很想得到好的伙伴。强调自己与诸葛亮都是托孤大臣,透露出想拉拢孟达扩充实力,妄图与诸葛亮平起平坐,进而要地位要待遇之念。后来,随着蜀汉局势稳定下来,李严没有获得与诸葛亮相等的权势,随即心生怨恨,开始对诸葛亮不满,在策令上跟诸葛亮拧着干,有三件事最为严重:

  一是诸葛亮逐渐掌控蜀汉全局之后,李严竟劝诸葛亮“加九锡”。“加九锡”是晋封为王之前的一个标志性步骤,是权臣明确表露篡位夺权决心的所谓“礼节”。诸葛亮当然对此无比反感,但他为团结蜀汉各方力量,还是忍了,只是对李严加以驳斥。李严同乡、尚书令陈震暗示其心术不正,可能会制造事端。诸葛亮认为“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表示对李严要安抚和褒奖,与李严还是可以相忍为国、并肩合作的。

  二是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伐的时候,派李严镇守汉中,李严不仅不去,还想让诸葛亮设立巴州,并且划五个郡给他,任命他为巴州刺史,企图独霸一方为大。诸葛亮驳回了李严的要求。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大司马曹真准备三路进逼汉中,为加强汉中防务,诸葛亮要求李严率两万人赶赴汉中阻击敌军。李严不满被调离江州,在私下对人说司马懿等已经设置了官署职位来诱降他。诸葛亮知其借机要官,于是上表升李严为骠骑将军,又表其子李丰接替江州防务。李严这才愿意北上汉中。

  三是建兴九年(公元231年)春,诸葛亮出兵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草。正逢阴雨连绵,粮草运输供应不上,李严派人传话给诸葛亮,让他撤军,诸葛亮答应退兵。当李严听说军队已撤退,又故作惊讶说:“军粮充裕,怎么又退军呢!”以此推卸自己督办粮草不力的责任。诸葛亮将李严的前后文书原本手迹递上去,李严辞穷理屈,只得叩头认罪。

  诸葛亮将上述事件上表刘禅,指出李严:“自从先帝去世后,李严所致力的是扩充自家的财产,喜欢施小恩小惠,安身求名,不忧虑国家的事情……允许其滞留下去而不予解决,可能会招致严重后果。”于是,罢免李严的一切职务,作为平常百姓迁至梓潼郡。

  诸葛亮对于李严的处罚,真可谓“水镜无私”。

  一是处罚适中,不偏不倚。北伐曹魏、恢复汉室,是蜀国的既定国策,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凡危害北伐大业的人,都必将受到严厉惩处。马谡失守街亭,造成蜀军溃败,诸葛亮挥泪将其斩首。李严谎报军情,导致蜀军无奈撤回,在之前诸葛亮的四次北伐当中,此役战果最为显著,却硬是叫李严给毁掉了。但考虑到李严的行为,还没有像马谡那样造成蜀军溃败与重大损失,另外,李严毕竟是刘备指定的副托孤大臣,处罚过重不利于团结,诸葛亮便没有要李严的命,只是将其削职为民予以流放。

  二是不搞株连,罚赏分明。按理说,根据李严所犯罪行,诛杀李严及其九族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诸葛亮不仅留了李严一命,更没有为难他的族人,还破例升了李严的儿子李丰的官职,任命其为江州都督,实际上就是继承了李严原来的官职。实践证明李丰还是十分称职的。诸葛亮不是出以公心如何能做到如此!

  三是执法有情,受罚者不怨。诸葛亮处理完李严一案后,还给李丰写了长信,希望李丰宽慰父亲要经常反省,这样失去的官位还可以复得,鼓励李丰专心为蜀汉效力。信的最后,诸葛亮深情写道,“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正如清代李光地《榕村语录》所讲,“武侯立法甚严,自律极谨,而权于人情,又极宽明,是为情面即直说,无复遮护。”李丰将这信交给其父,李严从中看到诸葛亮的诚意,终于理解了诸葛亮的良苦用心,心中燃起了会再被起用的希望。以致后来,当李严听到诸葛亮病逝时,悲叹再也没有如诸葛亮这样有胸怀和诚意的人了,自己从此失去被起用的机会,竟激愤发病而死。宋代苏辙读到《蜀志》中这段时,很是感慨,写道:“夫为天下国家,惟刚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刚服天下。”他认为武侯是公和刚相与并行的典范,所以能深服天下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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