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城北，有一条长长的“文景路”。这条马路，虽然树木稀疏、行人寥落，但纪念的，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难得一见的好皇帝——汉文帝。

　　这位历来被誉为“汉文有道”的汉孝文帝，姓刘名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汉文帝尊崇老子，早在他还远在山西、远离京城权力中心时，便曾经在山东盖公的门下，潜心研习过《老子章句》及黄老学派的治国之道。所谓的“黄老学派”，即指战国时期，在山东的“稷下学宫”里托言黄帝所著、实质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子“自然法学”思想的一派，其思想学说的主要特征，便是在老子《道德经》“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一种“抱道执度”（即公平正义）、“约法恤刑”的道家法学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在几次难得的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国势强盛时期，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背后，我们总可以看得到，时时处处，都闪耀着黄老学派的“道家”法学思想的智慧之光。

　　而笃信“黄老学说”的汉文帝刘恒及其子景帝刘启，便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的奠基人。据史载，汉文帝一继位，便针对汉初经济凋零、民生疲敝而匈奴屡屡犯边的现状，多次下令对农民实行“田租减半”，即从高祖时的“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遇有旱灾、蝗灾时，除开仓放粮、赈济贫民之外，甚至还下诏免除了农民的全部租税。另一方面，他自己还带头节衣缩食，大量缩减宫中的奴仆和用度，严禁宫廷生活的奢靡浮华。

　　据《史记》记载，这位执政23年的汉文帝，在中国的法律史上，也曾开创了许多项文明进步的历史“第一”——登基三月，他便果断地废除了“一人犯法，父母妻孥连坐”的秦朝“灭族法”。其在诏书中所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之语，便显见其对“法律的本质是公平正义、法律的目的在导人向善”的深刻理解，而从“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等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法学思想，则比西方法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贝卡利亚还要早1900多年！更值得一提的是，执政不久，他又进一步废除了秦法中的“诽谤妖言”之罪，广开言路，广纳批评，又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史上，首开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先河。

　　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67年），山东有位官员叫淳于意，因犯了疏忽职责罪，被依法押解至长安受刑。当时，淳于公有位15岁的女儿，名叫缇萦，她千里迢迢，跟着父亲到了长安，上书给汉文帝，恳求为其父赎罪代刑。汉文帝读了这封来信之后，大为伤感，他责问自己道：我听说上古黄帝、尧、舜等圣人执政之时，对罪人处罚是“画衣冠以代刑”，而民少犯罪。为什么，秦汉以来，我们现在的“肉刑”如此残酷、如此繁多，但民众却仍是犯法不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再者，那些小民惨遭了肉刑之后，终身残疾、终身痛苦自不必说，最可悲的是，他们就是想改过从善、重新做人，也都恐怕没有道路可走了，这样的刑罚，岂不是违背了君主和百官要“为民父母”、要“爱民如子”的道理吗？因此，汉文帝当即拍案而起，颁下诏书——“其除肉刑”！

　　这一卷诏令，终于废除了自夏、商、周、秦以来几千年绵延不已的野蛮的、不人道的“蚩尤五刑”，而代之以鞭打罪人的身体（笞刑）、罚做苦工（徒刑）及死刑的汉代“新三刑”。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新三刑”虽然还保留有若干的“肉刑”性质，但却已大大减少了对犯人肢体的永久性伤害，而且，死刑的方式也比较人道，只保留了斩首和绞刑两种，而徒刑的苦役期也相当短，最高只有3年。

　　文帝和景帝在位的40多年，刑措不用，牢中囚犯不足400人，而天下大治。不管这段记载中有无水分、有多少水分，但这场名垂千古的“文景之治”，却无疑是中国法律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在许多方面，这场汉代刑法的改革运动，都可说与现代的立法精神、司法公正原则息息相通。在当时，这种汉代“新三刑”的改革，为隋唐时代的“新五刑”（笞、杖、徒、流、死）的刑罚改革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在其之前和之后，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甚至是清末的“戊戌变法”等，在法理学的原创精神上，在对历史所带来的进步性影响上，都完全无法与之相比。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