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在他所著的《日知录·郡县》中说：“《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当前一些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在叙述秦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时，还带有顾炎武所指出的这种倾向，以为秦朝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秦始皇一个人所创建的。其实，这是不对的。

　　第一，秦朝废除宗室贵族分封制度的做法源于春秋时期晋国的灭公族制度。晋国原是西周初年按宗亲所分封的姬姓国家，是周成王的母弟唐叔虞的封地。晋国本应遵循唐叔虞所受的法度，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分封等礼制来治理晋国。但到了春秋初年，晋国却抛弃了唐叔虞所受的法度，走上相反的道路。在公元前745年（鲁惠公二十四年），晋昭侯分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山西闻喜），号曲沃桓叔，建立起一个庶子强宗政权。经过四十年，到曲沃武公时，这个强宗把晋国的嫡室政权灭掉，取得了诸侯的地位。这种违背宗法制的“贱妨贵，少陵长”的篡逆事件，竟被周天子（釐王）许可、承认下来。这是晋国公族制度破坏的开始。曲沃武公的儿子晋献公接受了他祖、父两代传下来的经验教训，就不再进行宗亲分封，并进一步对亲近公族剪灭。这样一来，所谓唐叔虞的法度也就不存在了。从此以后，历整个春秋时代，晋国的公子、公孙无受分封者，无在国内任官当政者。消除了公族对公室的威胁牵制，废弃了血统贵族把持政权的传统，给春秋时代晋国建立官僚制度、君主集权等开辟了道路。

　　商鞅是在三晋政治改革之后，由魏国到秦国去的。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所建立的新制度，最重要的是：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度，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一改革是对春秋晋国灭公族的做法的法制化。

　　第二，秦朝的军功爵制起源于春秋晋国的尊贤尚功做法。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一套爵制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而春秋时期晋国在消灭公族、废除宗法分封的同时，实行了择贤举能、论功行赏的办法任用官吏，建立起尊贤尚功的用人制度。晋定公时代，执政的赵鞅发布法令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里所说的受县、受郡，指的是上、下大夫因军功而得爵位者。这道法令是因军功赐爵位、田宅的具体运用。晋国这一做法被秦、齐等国仿效。

　　第三，秦朝崇尚法制的制度起源于春秋晋国。晋献公时，以士蒍为理官（掌法令），“以正于朝，朝无奸官，为司空，以正于国，国无败绩”（《国语·晋语八》）。晋襄公时，赵盾为正卿，使范武子士会制定成文法典，“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晋厉公时，“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13年，晋顷公时，铸刑鼎，著士匄（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于鼎上（《左传·昭公廿九年》），进一步把一罪一刑立法模式的成文法公布出来。在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晋国形成赏罚严明的法制政治。“晋国有法，始乱者死”，直到春秋末年成为大臣遵守的一条政治原则。这种刑赏严明的法制思想和法制政治，在晋国推行了约二百年，成为后来战国时推动各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前导，法家学术思想的主要历史来源。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宗法分封制度，确立以宰相为首的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确立事皆决于法的法制指导思想。秦国实行法制政治，是由商鞅建立的。商鞅是李悝的弟子，得其师书，既不用于魏，遂挟法入秦，“商君受之以相秦”。他在秦国建立的法制脱胎于三晋，在三晋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高。尤其是打击公族、废除宗室贵族分封一项，实是来自春秋时晋国的灭公族，并将之进一步法制化。

　　到秦始皇时，任用法家李斯，完成统一后，又吸收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别黑白而定法制思想于一尊，烧诗书百家语，事皆决于法，法令由一统。法制思想成为指导政治、经济、军事的准则，“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史记·秦始皇本纪》），把法制精神贯彻到各种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

　　因此，秦朝的法制，源于春秋晋国的剪灭公族分封、实行军功爵制的做法，中经战国三晋法家色彩的政治家们的变法，最后由法家殿军人物的商鞅、李斯、秦始皇完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