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照片。
罗荣桓写给女儿罗玉英的家书。 资料图片
罗荣桓是新中国开国元帅之一。他一生恪尽职守,原则性强,对党忠诚。他戎马半生,始终清廉自守,弥留之际仍嘱咐家人严于律己,深受后人敬仰。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一心为公的崇高品质,值得后人学习。
生活上一贯简朴
1930年8月,罗荣桓担任红军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作为红军高级干部,他从来不搞特殊化,总是和战士们一起,风雨同行。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和普通战士一样吃用老墙土熬出来的硝盐,穿补丁连片的旧军衣,晚上睡草堆、睡门板。行军途中,他的战马不是驮伤员,就是背着战士们的枪和背包。长年累月的奔袭作战,居无定所,罗荣桓的身体落下了疾病。
1946年,组织上安排罗荣桓到苏联就医,并为他配置了一笔生活和医疗费。然而,这笔钱他没有用到自己的身上。那时,有很多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罗荣桓拿出部分钱,给他们添置了一些衣物和学习用品,鼓励他们尽快学好知识,回国为革命做出贡献。剩下的钱,他分文未动,回国后全部交给财务部门。
1947年7月,罗荣桓身体有所好转,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宽敞的独立庭院里,设有会客厅、洗漱间等,设施齐全。但罗荣桓不太习惯,因为这与他一贯简朴的生活方式不符。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他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罗荣桓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但他从不因为身体不好而要求什么特殊照顾。一次,他住院后回到家里,发现多了四张靠背椅,就问秘书这是哪来的,秘书回答是总后勤部送来的。他马上问给钱了吗?得知没有付钱,立即要秘书把椅子退回去。秘书解释说,总后勤部的首长让他办完公靠着休息休息。罗荣桓说:“乱弹琴,我一个人害病,用得着四张椅子吗?”看到秘书很为难,他最后稍为妥协了:“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照价付款后,这几张靠背椅才留了下来。
始终与群众在一起
工作中,罗荣桓始终坚守在革命的最前线。而在生活中,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员,与群众在一起。
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是在1939年八路军115师从山西向山东挺进时出生的。到了山东后,罗荣桓忙于战事,便将儿子送到老乡家寄养,直到孩子5岁,山东抗日形势好转时,才将他接回身边。
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罗东进捡到了日军的一个破防毒面具戴在头上,跑到街上又蹦又喊,把老乡家的孩子全都吓哭了。罗荣桓听闻此事后来到儿子面前,严肃批评他说:“你到老乡家里的时候,路都不会走,是老乡用高粱煎饼把你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生儿女一样。可是你刚从老乡家里回来就忘了本!”说完,让年幼的罗东进自我反省。严厉的批评让罗东进认识到了这次行为的严重性,明白了父亲讲的道理,感到十分羞愧。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他说:“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它告诉我一条最普通也是最根本的道理:要爱护人民,永不忘本。”
新中国成立后,总有同事、故友、群众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生怕跟群众疏远,总是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要热情接待每一位来访者,千万不能怠慢。只要有人来电话,他就要妻子林月琴或秘书去门口等,还经常嘱咐传达室的同志及时让来访的人到家里休息。一次,有位同志电话要见罗荣桓,林月琴看天晚了,怕影响丈夫休息,就让那位同志明天来。第二天早晨,林月琴将此事告诉了罗荣桓,罗荣桓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打游击,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见,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看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看看也好嘛。”还有一次,罗荣桓家乡一位当过长工的老人来北京,他把老人请到家里,亲自招待,陪老人吃饭,给老人讲国家建设情况。
罗荣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十分亲切,总是喜欢和他们聊聊家常,相处得就如家人一般。他关照秘书的学习和休息,常常自己签收文件。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每年都要到罗荣桓家里帮助整理花木。每次去,罗荣桓总会留他吃饭,林月琴则会给他送烟倒茶。老张回忆起这一幕幕,感动地说:“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如此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从解放战争时期就为罗荣桓开车的司机老牟回忆说,罗荣桓对同志不仅是关心,而且尊重,他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后勤人员在工作中有缺点,罗荣桓也从不挑剔,更不会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牟以为会议要开很长时间,将罗荣桓送到后便离开出去参观了。谁知会议很快开完了,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车子,等了半个小时后,老牟才回来。正当老牟为自己的失职而深感不安时,罗荣桓只问他到哪里去了,参观得怎么样,别的什么也没有说。
1962年,罗荣桓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他总是默默忍受病痛折磨,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很少按响床头的电铃进行呼叫。一到晚间,他就让医务人员去休息。
留给子女的精神遗产
生活中的罗荣桓爱读书,喜书法,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常常通过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来告诫子女,教育他们“不能忘本,不要成为八旗子弟,不要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要靠自己”。
罗荣桓的大女儿罗玉英早年一直留在湖南老家,20多年没有见过父亲。1949年年底,罗玉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去北京看他。罗荣桓从女儿的信中看到了一些旧的思想,认为爸爸当了大官,她可以进京享福。他拿起笔来,给女儿写道:“女儿,你爸爸廿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作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无私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不能对我有其他任何依靠。”罗荣桓的言行对女儿的思想触动很大。后来,罗玉英毕业后到了基层农场锻炼,进步很快。
1959年,罗东进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导弹工程专业。临行前,罗荣桓嘱咐儿子:“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科学技术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你们决不能做八旗子弟,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不学无术,整天就知道提笼架鸟,专横跋扈。”罗东进从哈军工毕业后,先后在航天工业部、军委炮兵和二炮搞技术工作,成了我军最早从事自动化指挥系统研究的专家之一。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交代子女:“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你们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其他什么也没有。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的一言一行如春风化雨,无声地浸润着孩子们的成长。后来子女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和教育,继承了他的优良作风。(张文良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